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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维度认知中国经济

在今天这个特殊的日子,会见了日本国际协力银行外国审查部部长菊池洋先生一行。协力银行是日本政府负责海外援助的政策性金融机构,也支持本国企业走出去,有点类似我们的国家开发银行,但是其业务集中在国外。每年协力银行也对业务开展国的经济社会发展进行调查了解,除了拜访我们基金会,代表团近期也密集拜访中国主要的政府财经部门。过去几年协力银行每年都会来访,有时是要了解中国情况,有时是我们向他们了解日本的情况,也算是一条固定的非政府间双边渠道吧。

 

日方代表关心的是中国经济的下行,想知道中国国内对这个问题怎么看。接到拜会邀请有点晚,最近公事私事忙得底朝天,即席做了一番谈话,也算个人近年来对中国经济基本面的一些粗浅认知的总结,因此还是略略把谈话纪录整理了,括号处是博文整理时加的。不揣浅陋,在博客上晒出来,请方家指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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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看待中国经济增长率下滑到6.7%,如何看未来走势】

 

关于中国经济增长,我对中国经济潜在增长率的估计要比实际增长水平更高些,潜在增长率应该在7-7.5%左右。原因有几个方面:第一,中国的技术进步仍保持了较快的速度,产业在快速的升级(现在基于索洛增长模型的技术进步估计在方法论上是错误的)。(表现在国际顶尖期刊的论文发表数量和专利申请授予数量的快速攀升);第二,中国的人力资本积累也在改善,有世界上最大规模的高等教育体系,最大规模的每年工程专业毕业生,还有大量制造业中的熟练和技术性劳动力;第三,物质资本的积累也还很雄厚,(很高的储蓄率),还有大量的资本在本国缺乏投资机会流到国外;第四,中国庞大而全面的生产体系,拥有完整的产业链条,享有规模经济和范围经济,并且有靠近市场的巨大优势。

 

为什么这些潜在增长率没有实现?大概有几个方面的原因,也是中国当前发展面临的若干重要的挑战:一是人口的老龄化,以及伴随的少子化,导致未来劳动力供给数量的下降。老龄化的危机很严重,日本在这方面有许多经验和教训,中国可以从中借鉴;二是结构性的问题,供求结构的不匹配,城乡和区域发展差距,产能过剩、杠杆过高等问题;三是企业投资环境发展环境的问题,企业成本过高,包括人力成本的快速上涨,地价的上涨,还有企业登记注册运营等方面存在的制度成本。我每年都阅读日本、美国、欧盟驻华商会的企业调研报告,这些也是集中反映的问题,不光对外企是这样,对中国的企业也是。

 

劳动力成本上升问题值得作点解释,过去10多年里,中国农民工工资连续保持10-15%的增长,既有过去剩余劳动力规模庞大压低了工资基数,因而快速反弹的原因;也有中国政府本身转变发展方式,使劳动者获得更多收入的原因,工资水平的上升有利于带动消费需求。问题不在于工资是否上涨,而是工资上涨与产业结构的调整步伐是否一致。

 

针对这些问题,中国近年来开始了一些对应的改革。最重要的我觉得是三个方面:

 

第一,推进城市化。中国规划要在2020年之前让一亿人新进入城市,一亿流动人口在城里定居,而在此之前他们只是半城市化,在城市工作但无法真正安居。城市化会带来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的根本性改变。城市化相关的改革中,一是放松户籍制度,现在基本上地级及以下城市、甚至贫困地区的省会城市,都将户籍门槛降到了很低的水平,只有北上广深等少数城市仍保留严格的入户管制。二是新的城市改革将城乡统筹考虑,过去很长一段时间采取的是城市优先的策略。城乡统筹改革的核心是土地制度的改革,近年来推进的土地改革包括农村承包地承包经营权的确权颁证、农村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同价入市、农村宅基地有偿适用和退出机制等,有许多积极的进展。

 

第二,结构性改革。结构性改革包含的内容很多。实际上,我们已经观察到了中国经济结构的根本性变化,在过去五年里,我们看到经济中第三产业的比重已经超过了第二产业,现在消费已经成为经济增长最重要的贡献因素,而此前很长一段时间,大家都为中国如何从投资驱动的增长专项消费驱动的增长而发愁。当然,增长中消费的贡献是个短期变量,不排除短期有反复,但是消费成为增长主要驱动力是长期趋势。

 

近两年提出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主要是围绕供给结构和需求结构的匹配展开。大家知道,中国的需求结构随着居民收入水平的提升产生了很大的变化,新的对高端和高品质商品、服务的需求无法得到满足,供给侧没有适应这一情况,导致这也是为什么中国居民到日本旅游大包小包往回买的重要原因(当然还有税收/价格/成本等因素)。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反映在“三去一降一补”,因为时间关系不能一一展开。着重说说去杠杆的问题。

 

对中国的杠杆问题,大家看到的是高杠杆水平和快速攀升的趋势,但杠杆问题不能只看总量,还要看结构。把杠杆问题拆开看,政府的杠杆水平已经比较高了,但还留有空间;中央政府的杠杆可控,地方政府的杠杆问题更突出,特别是隐性的杠杆突出,所以要作的工作就是约束地方政府的债务扩张,并使隐性的杠杆显性化,便于监测管理。企业的债务问题,突出和集中的问题在国有企业部门,私人部门债务杠杆状况要好一些。去杠杆和去产能相联系,但笼统按行业来去杠杆的做法存在问题,低效的国有部门占据了太多的债务,它们是银行贷款扩张的主要受益者,私营企业反而面临严峻的信贷约束。我相信政府已经注意到了这一点,未来会有更针对性的措施。

 

第三是改善商业环境。这里面关键的改革是两个方面,一是简政放权,二是政府力推的“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简政放权的核心是改善企业的营商环境,现在的确在简化企业注册登记流程等方面取得了很多进步,市场的反应就是新注册的企业数量爆发式的增长。关于“大众创业,万众创新”,从政策后果看,就是新经济和新商业模式的蓬勃兴起。这里面有一些泡沫和混乱,但是我们也看到一些好的企业和商业模式生存了下来。譬如,嘀嘀网约车在和UBER的竞争中胜出,这个大家都知道。

 

还有很多大家都不知道的。我的公寓和日本使馆很近,公寓里有位老太太,加入了一个网络送餐平台,每天在家作20份家庭式中餐,这样就省了昂贵的房租成本和设备采购成本,在平台上开放订购,有专业人员派送,每天都卖完。事实上,在中日友好中心门口的红薯摊,还有亮马桥的菜场,所有的小贩现在都有微信支付,在北京只带一个手机几乎可以卖到任何东西,很多中西部地区的城市也是这样。支付方式的变革带来了更多的交易机会。值得一提的是,这些支付和交易,很多并不再国家统计局的统计范围内,所以对中国经济的估计,有相当一部分是被低估的。

 

还有一个非常典型的例子是阿里巴巴旗下的蚂蚁金服。过去,由于传统金融机构和小微企业、农户之间存在信息不对称,很难为这些企业和人群提供金融服务。依托电子上午平台累积的企业和客户信息,蚂蚁金融有可能设计出低成本的面向这些企业和人群的金融服务。事实上,蚂蚁金服过去几年发放的小额贷款总规模已经超过诺贝尔和平奖得主、孟加拉国尤诺斯教授创立的格拉珉银行30年的贷款总额。

 

关于中国的创业创新,需要特别考虑中国的市场规模(和市场距离)问题。中国的市场规模是得天独厚的,不仅因为人口众多,而且还因为居民的收入水平整体达到了中高收入水平。这使得在中国的创业创新比其他单一经济容易成功。在一个小型经济体中,一家企业创新产品可能需要达到万分之一的市场份额才能生存,在中国可能十万分之一就足以生存了。这种规模优势,(在互联网时代),可能使很多看似奇怪的,当然不一定是坏的,创新也能生存下来。

 

刚才提到的都是国内的问题,最后我想说说经济的对外部分,这取决于我们对外部世界的预期。在正常情形下,我认为对明年的外部经济可以乐观一些。在20年一轮的中长周期中,世界总需求的低迷这一两年应该到了谷底,现在到了该向上攀升的阶段了。所以在正常情形下,世界经济总需求将回暖,带动大宗商品和石油的价格应该会整体回升,那么中国的出口会有一个好的增长,当然物价也可能回到2-3%的区间,最近的数据部分地显示了这个信号。

 

但是我们又处在一个不那么正常的世界中,今年有很多意外发生。很有可能明年在中美经贸关系、在台湾海峡、中日关系上会存在不确定性。这个就超出个人的预期之外了,难以回答,只能期待世界往好的方向发展。

 

中国在国际贸易上还面临一重挑战,就是一些国家提出的所谓中国市场经济地位问题,这个问题是需要解决。日本政府率先表示不承认中国的市场经济地位,这是违反了世界贸易组织框架下的协议的,而且(用替代国方法)对中国产品进行所谓反倾销也有失公允,不符合事实。协力银行在全世界都有分支机构,都有投资,对日本企业在这些国家的投资也有跟踪研究,可以对中国和其他国家制造业的生产效率进行比较,然后考察中国制造和其他国家制造业的成本。除了少数的产业,中国对外出口的中国制造产品的低价格是建立在效率上的优势,而不是基于政府的补贴,这是事实。政府间的决定可能是政治性的,但是像我们这样的研究机构,应该陈述基于证据的事实,这样两国才有沟通合作的基础。

 

另外,物美价廉的中国制造,对全世界中低收入者提高生活水平是有积极意义的,它不是表现为收入的提高,而是表现在支出成本的降低,因为种种原因,大家对于中国制造的福利影响研究得不够,但这个问题值得进一步讨论。

 

【中国的经济发展在地区间有何差异,是一起发展,还是中西部地区更加缓慢,7%左右的增长如何可能保证】

 

中国经济在城乡和区域之间很不平衡。2008年的中国居民收入基尼系数接近0.5,其中一半是城乡和地区差距贡献的。不过,如果从收入看,区域和城乡差距近些年在缩小。区域(省际)收入差距的缩小从2005年左右开始持续下降,城乡收入差距从2009年开始持续下降,从接近0.5下降到现在0.47左右。(但是,财产不平等问题是严重得多的问题,只是由于中国财产缺乏流动性,才没有转化为更大的收入不平等)。

 

从区域经济增长来看,中西部地区总体发展速度更快一些,有追赶的趋势,特别是在贵州和重庆等地。但是,东部的京、津、沪加上山东、江苏、浙江、福建和广东,53市的经济总量占到全国的一半,这些地区的结构调整进展比较顺利,增长率保持在7%左右。所以,中国经济实现7%左右的增长,从区域角度看是有保证的。

 

【如何看待众创中产生的不规范和混乱,是政府等出了问题再管,没有能力管,还是不想管】

 

应该不存在不想管的情况,但是另外两个因素在不同的领域都有存在。首先,关于出了问题再管。可以确定的一点是,政府对于创新和市场的把握总是滞后于发生的现实,不然政府官员都可以出来当企业家了。也因为政府自身存在的短板,对于一些新事物,采取等等看的策略是必要的,政府经常需要显得保守。譬如网约车问题,网约车模式刚出来的时候,很多人对政府的保守颇有微词,认为给了企业太多的约束,态度暧昧不明,但在试行的时候,大家就看到网约车的安全风险,如果企业只承担收益但不承担社会安全的责任,那么代价就是整个市场和社会,所以开始的审慎和保守是有必要的,很多问题只有问题发生了才看得清,但这并不代表政府不会在事前根行业和智库进行沟通。

 

其次,关于政府管理能力问题,其实外界对中国政府一直存在着误解,很多人认为中国政府无所不能,这是一个错觉。中国政府管理中,一直存在着“强权力和弱能力”的矛盾。强权力是法律和制度赋予政府的裁量权,这方面政府表现得很突出,可以突破很多约束和障碍;弱能力则是指政府的知识储备、管理技能和人才储备,这方面经常是缺的。譬如,发改委是中国最有权力的部委,但发改委管一个大行业的处经常只有3-5人,能力上是跟不上的,心有余而立不足是常态。对于诸如摩拜单车乱停放等问题,如果指望增加警力进行末端管理,如现场罚没和纠正,把北京的警察增加一倍也不够用。所以,未来的管理和治理上,需要更多地依赖于制度建设和立法,从根源上进行治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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