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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由主义者如何背弃自由

这是一篇早早想写的文字,因为惫懒拖沓,迟迟没有动笔。今年7月和9月两次来芝加哥,这里是自由主义的重要营垒,趁着时差关系两度动笔,也都没能收尾。

就我自己而言,20世纪90年代以降,思想史上最令人咋舌的现象,就是自由主义在理论和实践的溃败。纵然我从未认为福山“历史终结论”哪怕有一点点乐观的依据,但是自由主义,不论是左翼还是右翼,不论是作为生活方式还是政治伦理,在许多人认为应该纵马驰骋一统江山的时候,却在其中心和边缘都遭受重大的挫败,从阿拉伯之冬到特朗普当选,再到逆全球化思潮的兴起,这是一系列失败构成的小高潮,但恐怕还未必是最坏的结局。这实在是出人意料。

 自由作为一种价值观,在不同文化和政治传统中被承认,不论是主动还是被动。在思想观念中,在社会和政治生活中,人们多少依赖自由和享受自由,就像依赖和享受空气。可为什么自由如此重要,但以争取和扩大普遍自由为己任的自由主义者,却变得不受待见了呢?或者再换个问法,这种溃败是怎么开始的呢,为何在20年间悄无声息就积累成这样的溃败呢?这么想来就有了意思。

 7月的晚上,一个人在芝加哥河边走,脑子里浮现出“傲慢”这个词。“傲慢”是七宗罪之一。教宗艾文略一世将其列为七宗罪之首,但丁神曲将其列为七宗罪之尾。想想似乎都成立。七宗罪的名目其实也没有统一过,但暴怒、懒惰、贪婪、色欲什么的,似乎听起来总更严重一些。傲慢列老七似乎不为过。但如果罪孽深重,所以自心就更警惕一些,犯罪的概率就低些;而傲慢似乎只关乎脾气和脾性,没有什么可特别在意的,但不知不觉地将人与世界封闭起来,导致犯了更大的罪,风起于青萍之末,这么说列第一也有道理。

 回到前边的问题,自由主义理论体系的挫败,难道不是始于傲慢的“终结”么?一终结,便成了最后的真理,也就失去了发展的可能性。如此,一个观念体系就没有再和外部世界交换交流、自我更新的可能和必要。

 既然真理在手,也就有了“懒惰”的理由,因为勤奋的边际效用为零。原本基于局部经验和特定环境下形成的法则,一下子有了四海皆准的理由。不光在政治领域,就是在日常生活领域,也形成了大量政治正确的铁律,言论禁忌之多、范围之广,从媒体用语到大学招生,令人瞠目。这些政治正确,就其“初心”来说,是为了捍卫个人自由,并在特定的情境下捍卫了个人自由。但是,它们不知不觉从公域侵入私域,板结成个人言行的绳索,又限制了个人自由。从这点来说,就能充分理解当下美国人对“政治正确”和左翼自由主义的普遍反感。

 一旦真理在握,剩下的任务就是放真理于四海。有了道德上和技术上的无上优越感,便隐约有了专断的权力。至于效果不达到预期,总归不是真理的错,一定是那个地方的人不行,或者那个地方的历史和环境不行。因为“真理”带来的勇气加持,有了旗帜插遍全球的雄心和责任感,尸横遍地就是可以忽略不计的成本。

 奥地利学派为现代自由主义带来两个重要的分析工具。一是始于门格尔的“边际分析”,二是哈耶克的“局部知识”分析框架。这两位奥地利学派的代表人物,在分析中都自觉地保持了一种谦逊的自觉。“边际”、“局部”,都隐含着其理论所能应验的范围的有限性。一个合格的经济学家,不会将其计量模型的参数的意义无限延伸,而仅仅解释在在均值附近变化产生的效果,并且往往仅仅模糊地关注影响的方向,而不是数值大小。即便不得不作预测,也会对预测可能产生的误差保有基本的警惕。认识到自身“认识”的有限性,因而发展一种协调体系,让掌握局部知识的人协同合作,而不是将所有的知识交由某个中央机构并由之决策,从达到个人和社会总体福利的优化,才是奥地利学派的哲学基石。

 但是,这样的工具和传统,在过去几乎没有被自由主义者所继承,反而走向了反面。哈耶克有力地批判了“理性的自负”(尽管也产生了过度贬低理性和进步的风险),捍卫了个人自知自主的正当性,捍卫了人和人的自由。但是,他的继承者们,尤其以中国奥地利学派徒子徒孙们为甚,却将奥地利学派的精神基石和出发点置于不顾,他们的眼里只有一个自动的秩序,从一个“均衡”到另一个“均衡”,似乎只要均衡了,便万事大吉了。但是却无视在这些均衡转换中,被均衡的磨坊碾压的活生生的人。所以,不论是经济危机,还是失业,还是通货膨胀,不要市场干预,不用宏观管理,只要“市场出清”就好。大概门格尔、庞巴维克、哈耶克们都想不到,他们的徒子徒孙会将自己的理论这样置于人的反面。应了那个“龙种和跳蚤”的隐喻。

 “边际”和“局部”的分析,现实基础在于“复杂性”。复杂性有如海边岩石上的洞穴,既是社会发展的阻碍,又是社会发展可能性的寄托。人的认知有正确的部分,有谬误的部分;有可言说和记录的部分,也有不可言说的部分,因为所有的言说都是不完美的。人的认知来源,有私属的部分,有共性的部分。真正认识复杂性的涵义,才能尊重和承认个体的复杂需求,看待公共政策和制度形态及其演变。基于这种复杂认知形成体系,必然是网络式、松散的,充满弹性和可变性,才是活的体系。

 历史并不为人所设定,尽管人赋予历史以自身观照的意义,譬如自由。卢梭有言,“人无往而不在自由中”,这句话还有令人悲观的下半句。他的断言,既是现实的陈述,更是一种不满的诉求。以赛亚-柏林在《自由及其背叛》中,卢梭的理论即为一例,今天我们能怎么看呢?柏林的论断基本是对的,只是在今天,他的书恐怕要多一个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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