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一篇早早想写的文字，因为惫懒拖沓，迟迟没有动笔。今年7月和9月两次来芝加哥，这里是自由主义的重要营垒，趁着时差关系两度动笔，也都没能收尾。

就我自己而言，20世纪90年代以降，思想史上最令人咋舌的现象，就是自由主义在理论和实践的溃败。纵然我从未认为福山“历史终结论”哪怕有一点点乐观的依据，但是自由主义，不论是左翼还是右翼，不论是作为生活方式还是政治伦理，在许多人认为应该纵马驰骋一统江山的时候，却在其中心和边缘都遭受重大的挫败，从阿拉伯之冬到特朗普当选，再到逆全球化思潮的兴起，这是一系列失败构成的小高潮，但恐怕还未必是最坏的结局。这实在是出人意料。

 自由作为一种价值观，在不同文化和政治传统中被承认，不论是主动还是被动。在思想观念中，在社会和政治生活中，人们多少依赖自由和享受自由，就像依赖和享受空气。可为什么自由如此重要，但以争取和扩大普遍自由为己任的自由主义者，却变得不受待见了呢？或者再换个问法，这种溃败是怎么开始的呢，为何在20年间悄无声息就积累成这样的溃败呢？这么想来就有了意思。

 7月的晚上，一个人在芝加哥河边走，脑子里浮现出“傲慢”这个词。“傲慢”是七宗罪之一。教宗艾文略一世将其列为七宗罪之首，但丁神曲将其列为七宗罪之尾。想想似乎都成立。七宗罪的名目其实也没有统一过，但暴怒、懒惰、贪婪、色欲什么的，似乎听起来总更严重一些。傲慢列老七似乎不为过。但如果罪孽深重，所以自心就更警惕一些，犯罪的概率就低些；而傲慢似乎只关乎脾气和脾性，没有什么可特别在意的，但不知不觉地将人与世界封闭起来，导致犯了更大的罪，风起于青萍之末，这么说列第一也有道理。

 回到前边的问题，自由主义理论体系的挫败，难道不是始于傲慢的“终结”么？一终结，便成了最后的真理，也就失去了发展的可能性。如此，一个观念体系就没有再和外部世界交换交流、自我更新的可能和必要。

 既然真理在手，也就有了“懒惰”的理由，因为勤奋的边际效用为零。原本基于局部经验和特定环境下形成的法则，一下子有了四海皆准的理由。不光在政治领域，就是在日常生活领域，也形成了大量政治正确的铁律，言论禁忌之多、范围之广，从媒体用语到大学招生，令人瞠目。这些政治正确，就其“初心”来说，是为了捍卫个人自由，并在特定的情境下捍卫了个人自由。但是，它们不知不觉从公域侵入私域，板结成个人言行的绳索，又限制了个人自由。从这点来说，就能充分理解当下美国人对“政治正确”和左翼自由主义的普遍反感。

 一旦真理在握，剩下的任务就是放真理于四海。有了道德上和技术上的无上优越感，便隐约有了专断的权力。至于效果不达到预期，总归不是真理的错，一定是那个地方的人不行，或者那个地方的历史和环境不行。因为“真理”带来的勇气加持，有了旗帜插遍全球的雄心和责任感，尸横遍地就是可以忽略不计的成本。

 奥地利学派为现代自由主义带来两个重要的分析工具。一是始于门格尔的“边际分析”，二是哈耶克的“局部知识”分析框架。这两位奥地利学派的代表人物，在分析中都自觉地保持了一种谦逊的自觉。“边际”、“局部”，都隐含着其理论所能应验的范围的有限性。一个合格的经济学家，不会将其计量模型的参数的意义无限延伸，而仅仅解释在在均值附近变化产生的效果，并且往往仅仅模糊地关注影响的方向，而不是数值大小。即便不得不作预测，也会对预测可能产生的误差保有基本的警惕。认识到自身“认识”的有限性，因而发展一种协调体系，让掌握局部知识的人协同合作，而不是将所有的知识交由某个中央机构并由之决策，从达到个人和社会总体福利的优化，才是奥地利学派的哲学基石。

 但是，这样的工具和传统，在过去几乎没有被自由主义者所继承，反而走向了反面。哈耶克有力地批判了“理性的自负”（尽管也产生了过度贬低理性和进步的风险），捍卫了个人自知自主的正当性，捍卫了人和人的自由。但是，他的继承者们，尤其以中国奥地利学派徒子徒孙们为甚，却将奥地利学派的精神基石和出发点置于不顾，他们的眼里只有一个自动的秩序，从一个“均衡”到另一个“均衡”，似乎只要均衡了，便万事大吉了。但是却无视在这些均衡转换中，被均衡的磨坊碾压的活生生的人。所以，不论是经济危机，还是失业，还是通货膨胀，不要市场干预，不用宏观管理，只要“市场出清”就好。大概门格尔、庞巴维克、哈耶克们都想不到，他们的徒子徒孙会将自己的理论这样置于人的反面。应了那个“龙种和跳蚤”的隐喻。

 “边际”和“局部”的分析，现实基础在于“复杂性”。复杂性有如海边岩石上的洞穴，既是社会发展的阻碍，又是社会发展可能性的寄托。人的认知有正确的部分，有谬误的部分；有可言说和记录的部分，也有不可言说的部分，因为所有的言说都是不完美的。人的认知来源，有私属的部分，有共性的部分。真正认识复杂性的涵义，才能尊重和承认个体的复杂需求，看待公共政策和制度形态及其演变。基于这种复杂认知形成体系，必然是网络式、松散的，充满弹性和可变性，才是活的体系。

 历史并不为人所设定，尽管人赋予历史以自身观照的意义，譬如自由。卢梭有言，“人无往而不在自由中”，这句话还有令人悲观的下半句。他的断言，既是现实的陈述，更是一种不满的诉求。以赛亚-柏林在《自由及其背叛》中，卢梭的理论即为一例，今天我们能怎么看呢？柏林的论断基本是对的，只是在今天，他的书恐怕要多一个案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