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X兄,

劳烦挂念大树的生日,实在是太难为了。他到美国两周了,适应得不错,英语不太会,打打招呼什么的倒很积极,今天办完了入学的手续和资料,下周一就可以送校了,希望他在学校里也能很快适应过来。

生日这回事,原本淡漠,就是找由头给小孩子一个热闹,心里并不以为意。不过这两天看大树郑重其事,又觉得有郑重的理由。对孩子来说,到这一天,就意味着要长一岁,似乎可以缩短和大人的距离;这一天里又总能收获祝福和善意,得到特别的关注和厚待,又不比平常;还能和小伙伴相聚,成为谈论的中心,自我的意识也就更彰显了。

事实上,孩子的生日对大人可能更值得铭记一些。迫近四十,忽然觉得日子在倒着数了,心里很有点恐慌。那么多想做的事没有做,做了一半甚至大半的工作,搁了十年十五年了,更是觉得困窘异常。无需矫情,至少在提醒时间可贵上,生日几乎是别的日子不能替代的。过了这一日,概念上跨过了一年,不是小数目,虽然有夸大的成分,这种逼仄感是真实的。

日间和爱人带孩子在查河边逛,聊起两家生日风俗的不同。她们家靠海,以前渔民多,但几乎没有过生日风俗,除了小孩周岁,从少到老都不过生日的。这说起来费解,出海打鱼,命都系在裤腰带上,按理说生存不易,熬过一关算一关,总得纪念一下。不知道是彻底想开了,还是顾不上过,抑或是不想过。

我们家则相反,从小到大都过的。即便物质再匮乏,那天晚上总有一碗面,里面有个鸡蛋,讲究些的煎一下,不讲究的就是白蛋。小时候给生产队里放牛回来,或者上山砍柴回来,拨到碗里有个鸡蛋,就知道这天是生日了,多少有所感念。大人的生日自己也知道,只是不去声张,那时候家里孩子多,哪里顾得上自己。有几次,母亲轻声念叨,“儿女的生日,为娘的苦日”,少时一听了了,现在想想心酸。那时说这话,也就自己听听了。今天大树看《冰河世纪4》,里面母长毛象生产,大概是那个疼痛的画面让他触动了,问了爱人,“妈妈,你生我的时候也肚子疼吗?”,我们都觉得欣慰得不行。

在老家,人活到六十,一般都得摆酒,广请亲朋好友大吃一顿。八十年代,我们这片率先搞了很多私营企业,物质上先富起来的人们,也有五十就摆酒的。到了七十、八十,就更隆重些,简直当个大节来过了,就是远地的亲友也会来祝寿,还要请戏班放电影什么的。这么郑重其事,大概还是生存不易吧,这是我的想法。爱人接过话头,这样其实对老人反而不好,提醒自己到点了,没有活的心气了。她说的似乎也有道理。不过呢,过了七十,还有八十,过了八十,还有九十,总可以找个盼头。写这封信的时候,忽然想起老家一些老人,风烛残年憋着一口气熬着,“总要吃过寿酒再走”。

絮絮叨叨,差不多打住了。在这边要半年,一转眼已经过去一个月了,希望能把过去积累的半成品工作完成,开局还可以。生活上也过得去。门口有一棵桑树,枝叶甚茂,抽烟时常在树下呆着,雨如果不太大,还能勉强遮挡遮挡。树下长了不少车前草,这车前草真是哪里都有,每天低头得见,仿佛故人。

秋安!

20189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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俞建拖

俞建拖

35篇文章 3年前更新

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副秘书长。2009年加入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曾先后担任约翰·霍普金斯南京中心项目研究员(2001-2005)、南京大学长江三角洲经济与社会发展研究中心项目研究员(2004-2005),北京大学经济与人类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主任助理(2005-2007),以及联合国开发计划署驻华代表处项目顾问(2007-2008),并于2008年受邀为牛津大学贫困与人类发展研究中心访问学者。主要的研究领域包括农村金融市场、人类发展的理论与实践、贫困与不平等、公共财政政策。财新网“改革散论”专栏作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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