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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兄,

今天从新泽西普林斯顿到纽约,再从纽约做大巴到波士顿,到家后给大树煮了点水饺。他吃得心满意足,加上旅途劳顿,早早睡着了,还可以腾出点零散的时间写写信。这次来去匆忙,又带着小孩,未能一聚,遗憾之至。

说到水饺,就想起中餐。对于中国之外的人,如果有什么最简易的进路了解中国,大概非中餐莫属。不过海外的中餐,我指的是中餐馆的中餐,真是令人气结。大树到美国后,在吃过两三顿中餐后,现在提中餐就色变,坚决的拒绝了,就可以想象海外中餐失败到何种地步。后来就学了聪明,他西餐吃多的时候,就带他去日本餐厅,拉面,寿司,尽管也会打点折扣,基本的味道是保证的。日本小酒馆的餐食,北京好运街的日料,剑桥的日餐馆,论地道当然有差别。不过,只要不挑剔得过分,总还是日本味道。中餐却不,海外的中餐厅里的菜,口味像是火星的。最好的中餐馆,我指的是按中国口味来衡量,能有两三层,算是有水准了。

两相比较,就觉得有趣。为何中餐走形得面目全非,日餐却风味犹然?思来想去,大概还是文化底气的缘故。之所以说底气不说底蕴,要论起后者,我们也不薄。差别在于,到了一个新的环境,遇上文化的冲突,口味的差别,有没有勇气坚持自我。说坚持,也不是说好坏都坚持,油大、盐多、酱重、料怪,这些其实技术上不难克服。可是妥协过了头,就变成了莫名其妙的鬼东西,神魂都没有了。很多老外到中国,吃到地道中餐后才知道自己以前吃的都是假中餐。并非中餐老外不爱吃,是人们以为老外不爱吃,巴巴地迁就,结果就是今天这般模样。不过想想近代以来整个国家低三下四的模样,大概也不难理解。除了底气,也许还有技术层面,日餐的标准化和日本的现代化,两者也许不可分离。

说到中餐,不由得又想起唐人街。和妻儿在华盛顿的最后一个晚上,想起到华盛顿那么多次都没去过唐人街,突发奇想带他们去转转。唐人街在空间上,简直是城市的另类物种。判断自己是否到了唐人街,你都不需要用地图导航,只要鼻子功能尚可就行。那天晚上,想着应一下景,点了两碗面条,结果三人吃得都是一肚子气。到波士顿后,中秋节那天去过一次唐人街,是碰巧路过的,那天是中秋节,想着买几个月饼,进到一个华人超市,味道比最差的菜市场好不了多少。看着墙白灯明,就是不知道这股味道怎么来。买了点月饼和榨菜落荒而逃。剑桥有个H-Mart,韩国超市,也卖各种中国商品,进去就是整洁清爽,就不知道中国超市为什么做起来就那么难。

在国外,让人对中国有直接体验的就是中餐和唐人街,但其实不止于此,更广泛的中国文化的遭际也是如此。我们学院的大厅和走廊,挂许多合作机构赠送的字画和艺术品。很多油画和民俗艺术都可观,但中国的字画最难入目。每次去茶水间打咖啡,看到廊道上的牡丹花,除了符号元素是中国的,连民俗画的那点真诚都没有。还看到某个自诩几百年一出的画家先生的字,他的画充其量就是彩色连环画,甚至还不如,但是书法所有美的要素都被摒弃,剩下的就是和他本人一样的浮夸和虚垮。还有清明上河图的刺绣,即便是放个影印版的,也要好得多。收礼物的人无知,或者说出于礼貌和善意收留,尚可以理解。但是送的人也是无知,甚至引以为荣,简直就不可救药了。

我们经常抱怨国外对中国了解少,充满偏见,偏见是确实的,不过更大的责任恐怕在我们自身。在文化和精神层面,我们拿出去的,在别人的世界里存在和可被感受的,要不被鄙视和偏见,恐怕是很难的。也许有人会争辩,中国文化太博大精神,磅礴复杂,外人理解不了,凑合就得了,可毛病就处在凑合上。中国的艺术品,中国的文学作品,里面那些尚能闪光的东西,哪怕一开始欣赏的人少,只要能坚持,能认真,正视的人总归会越来越多,怕就怕一猥琐,生怕不能一开始就得到掌声和喝彩,忙不迭地凑合交账了事,才永久性地败坏了品味。

话说回来,未必中国文化艺术中好的东西别人就欣赏不了,那个《赵氏孤儿》,不是被改编得很好么?我看着就不比莎翁的任何戏剧逊色多少。可这样的作品,在中国历史和文学著作中又有多少呢?十一回国了一趟,从南京返回北京的路上,朋友问及工作近况,我说现在貌似逍遥人,但实际天天加班。他说了句,“你是苦人啊”,又补充了,“苦人王佐你知道吧。”朋友熟稔古典,我也略知,立时就有感慨,这个故事要是重新写,何逊于《俄狄普斯》呢?

在现实意义上,中国是盛产悲剧的国家,但我们鲜能出经得起琢磨的悲剧作品。先生早就指出(他是难得有悲剧意识的人),我们惯于给悲剧加个光明的结尾,甚至他自己也不能免俗,故意的。有个光明的结尾,固然可以抚慰人心,在宗教意义上,也彰显天道好还。但后果就是,人不能真正的痛,继而不能从痛中得到深刻的反省,形成牢固的观念和价值信仰。所以,再多悲剧,于我们都是白费。社会意义且不论,即便文化文学意义上,我们浪费的资产也是不可胜数的。

还是累,累的时候不宜写文章,都是牢骚。

晚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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俞建拖

俞建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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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副秘书长。2009年加入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曾先后担任约翰·霍普金斯南京中心项目研究员(2001-2005)、南京大学长江三角洲经济与社会发展研究中心项目研究员(2004-2005),北京大学经济与人类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主任助理(2005-2007),以及联合国开发计划署驻华代表处项目顾问(2007-2008),并于2008年受邀为牛津大学贫困与人类发展研究中心访问学者。主要的研究领域包括农村金融市场、人类发展的理论与实践、贫困与不平等、公共财政政策。财新网“改革散论”专栏作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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