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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大城市为支柱构建中国发展韧性

 

俞建拖

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北京博智经济社会发展研究所

 

 

 

2014年起,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与普华永道每年联合对国内重点城市的发展进行综合评价,形成题为《机遇之城》的报告,这是我们为城市政府和全社会提供的一项公共产品。往年报告都是在中国发展高层论坛召开之际发布,今年因为疫情,我们调整和更新了报告的评估框架,特别关注了城市的韧性维度,并选择了在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上发布。报告在研究内容和发布安排上的调整,既折射出今年疫情和其他内外不确定性因素叠加带来的艰巨挑战,也反映出中国社会合力抗疫取得阶段性成功的来之不易和伟大。作为这个社会的每一份子,我谨代表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和合作伙伴普华永道,对我们能在这里齐聚一堂表示祝贺,对各位来宾出席今天的发布会表示衷心的感谢。

突如其来的新冠肺炎疫情,反映出个体在面临巨大外部冲击时的脆弱性。现在全球累计新冠肺炎确诊人数已经超过2600万,因为新冠肺炎引致的死亡人数超过87万,每天全球新增的感染人数还在20-30万左右,每天新增5000-6000人的死亡。但是,新冠肺炎疫情只是各种风险因素中的一种。这类传染性疾病的爆发通常表现得不可测,可是还有很多的风险因素是长期存在并为我们所熟知的,依然威胁着社会中个体的生命和生活。譬如贫困、疾病、暴力犯罪、毒品、生产事故、空气污染、经济危机、自然灾害、气候变化、战争、国家间的地缘政治斗争等,这个清单列下去可以很长。不论是未知的还是已知的这些因素,都是社会脆弱性的来源,对个体造成的伤害都是无法忽视和回避的。

那么,人类社会究竟是如何度过这些风险因素的冲击的?依靠人类智识形成的协作网络。正是通过建立和拓展协作网络,有了专业化的生产体系确保物质供应的基本充裕,确保知识的积累和技术的进步,建立了个人和组织的行动规则来减少冲突,提供各种各样美好生活所不可或缺的公共服务,形成了互助共济的体系以分散和应对各种风险。

那么,是不是这个协作网络,不论在什么地方都能同样有效地发挥其作用呢?是否大网络和小网络在应对脆弱性上具有同样的效力呢?答案是否定的。

前两年,Geoffrey West出过一本很有影响的书,名字叫做《Scale》。中信出版社翻译了这本书,中文书名叫《规模》,这个书名恐怕译得不那么确切,但不影响这是一本好书。这本书有个副标题,叫做“复杂世界中的简单法则”。在书中,West另辟蹊径地探讨了一些有趣的生物和社会问题,譬如老鼠和大象的个头、树干和树枝的比例、公司的寿命、城市的道路和管网、一个国家和地区内大中小城市的分布规律等。他发现,这些复杂事物和现象背后,存在共同幂律法则。他特别关注了城市的发展,发现城市越大人均所需的基础设施数量反而约小。城市规模扩大一倍,加油站数量只需要增加85%,而不是100%;道路和地下管网也是如此。当然,城市规模的扩张并不是仅仅由道路、管网、加油站这样的因素决定,但这一研究提供的洞见,仍然是发人深省的。

经济学并不是从抽象的法则出发理解城市的功能,但结论是异曲同工的。经济学家们讨论更多的是人口和经济、社会活动聚集带来的规模经济和范围经济,因为人口聚集和外部性带来的公共服务供给水平和效率的提高,更有效的知识和技术积累和传播,专业化分工带来的生产效率的提高,合作网络系统的扩展和深化带来应对外部冲击能力的提升。但是归根结底,结论是殊途同归的。

城市对人类生活的意义,并不是今天才发现的。早在两千多年前,亚里士多德就说,“人们为了生活来到城邦,为了更好的生活留在城邦”。这样的洞察在今天不断得到确认,十年前的上海世博会,以“城市让生活更美好”为主题。城市经济学家格莱泽说,“城市是人类社会最伟大的发明”。这些洞察,已经成为古今中外有识之士的共识,也应该成为今天社会的常识。

城市成为人类文明的长期支柱,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城市的抗脆弱性。生命易逝,房屋易毁,但是城市长存。在人类历史上,那些伟大的城市,罗马、伦敦、巴黎、西安、南京、纽约,经受了天灾、战火、恐怖袭击的考验,然后一次又一次从废墟中崛起,焕发新的生机。原因在哪里?就在于城市是这样一个庞大、复杂、高度专业化、具有强大适应性的协作系统,使之具备了个人、企业、单体建筑所难以比拟的韧性。也正是城市的这种特征,使人们免于匮乏、免于恐惧、能够控制不确定性、源源不断地创造新的机会,这些都是美好生活的基础,吸引了千千万万的人来到城市,人们受益于城市,也乐于一代又一代地为城市的存续作出贡献。城市越大,这种韧性也越强大。

这对我们今天的城市发展有什么启示?第一是对城市作为历史资产和复杂网络要有敬畏之心。我们今天所居住的城市,基本上都是一代又一代人持续建设的产物,这个城市并不是全为当下城市居民和管理者所有和所支配,它属于过去的人,还属于未来的人。城市本身是一个复杂协作网络,又镶嵌于更大的复杂网络之中,当代人并不全然明了城市发展的机理。所以,围绕城市发展的决策,都要慎之又慎。

第二是可持续责任理念。我们都是城市的过客,要精心守护好前人给我们的遗产,不光是维护城市的建筑和风貌,更要精心铭记和维护要城市为人的发展服务的精神。当代人在享受城市的保护和发展机遇,我们也有责任让我们的后代以享受城市的保护和发展机遇,避免子孙后代因为我们的决策和行为而损害这种保护和发展机遇的水平。

第三是普遍责任理念。城市受益于更广大的社会协作系统,因此也有责任回馈这个系统,为更多人的美好生活创造条件。

正是基于这样的认知,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过去十多年来,一直倡导以人为中心的新型城市化理念。我们呼吁城市要放低进入的门槛,这既是城市得以持续发展和繁荣的根本,也是城市特别是大城市应尽的责任。我们和普华永道携手,评估中国最大规模城市的发展潜力,也是为了推动社会和城市管理者形成有利于美好生活、美好社会的城市发展新共识。

今天,聚焦大城市以及以大城市为核心的城市群的发展,还有更现实、紧迫的意义。我们当前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百年未有的大疫情更加速了全球政经格局的变动,全球治理体系、国内经济社会的发展都面临前所未有的考验。我们靠什么来应对这些挑战:答案是发展城市以及以大城市为核心的城市群。

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课题组连续多年对我们国家12个最大的城市群一体化进行评估,我们发现,城市群的经济集聚在稳步进行。根据国家统计局的最新统计信息,我们估计了12个城市群在全国经济份额,这些城市群国土面积占全国20%,人口近2/3,但经济份额按2010年的不变价估算已经接近90%,在过去3年里又增加了2-3个百分点。面对新冠肺炎疫情的冲击,面对大国无底线的竞争施压,我们如何实现“六保六稳”?如何应对单边的技术封锁和制裁?如何形成内外两个循环协调发展的格局?如何建立现代经济体系?如何完善现代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答案是不言自明的。关键和重心都在大城市和大城市群地区。

今年的《机遇之城》报告,将42个大城市纳入到评估中。我们也欣喜地看到,那些人口超过1000万的大城市,在很多发展维度上取得了积极的进步,许多规模稍小一点的大城市,在很多领域也展现了独特的优势和风格。在此,对这些在发挥和巩固自身优势的城市表示祝贺。通过持续多年的评估,我们的确看到并展示了不同的城市拥有的巨大发展机遇,而且机遇的创造没有停滞,在稳步得到提升。我们衷心希望和期待,大城市在未来能够以更可持续、更普惠的方式抓住和实现这些机遇,惠及更多的人。

这意味着,我们要以更快的步伐和力度推进户籍人口的城镇化,最大规模的城市要以更大的决心和更高的责任感推进对内和对外的机会开放,城市的管理要更加遵循城市和经济体系的发展规律,城市的治理更加多元包容,要以城市为主体构建整合的公共服务和社会福利体系。这些改革并不容易,也不能一蹴而就,但只要有正确的认知和正确的方法,相信最终会实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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俞建拖

俞建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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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副秘书长。2009年加入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曾先后担任约翰·霍普金斯南京中心项目研究员(2001-2005)、南京大学长江三角洲经济与社会发展研究中心项目研究员(2004-2005),北京大学经济与人类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主任助理(2005-2007),以及联合国开发计划署驻华代表处项目顾问(2007-2008),并于2008年受邀为牛津大学贫困与人类发展研究中心访问学者。主要的研究领域包括农村金融市场、人类发展的理论与实践、贫困与不平等、公共财政政策。财新网“改革散论”专栏作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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