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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朗普当选与自由主义的转机

 

俞建拖

 

特朗普当选美国总统,对全球思想界的冲击远甚于对经济的冲击。很多人为此感到犹疑惶恐。常听见的一个问题是,自由主义会因此遭受重大挫折吗,自由社会的未来还有保障吗? 我的看法倒是乐观些,答案取决于我们怎么看自由。自由主义和自由本身或将籍此迎来新的转折.

 

自由在本质上是人的各种可能选择构成的空间,这是阿玛蒂亚-森的实质自由的观点。人的选择十分多样,每个人作出选择所基于的背景也十分多样,人对不同自由的偏好也十分多样。这种多样性,根本上否定了存在唯一自由形式和路径的可能。自由在一吸一呼间,在一粥一饭中。有人选择要多吃饭、吃饱饭吃好饭;有人选择要活的更健康长寿;有人希望更自如融入某个社群中;有人选择在政治领域有更多的发言权……这些东西都是人所追求的不同维度的自由,在每一个人的选择函数里面,他们的权重都不尽一致。

 

自由以及追求自由的路径,都被新自由主义给简化和压缩了。苏东剧变以来,新自由主义在全世界走的太远,已经远远的脱离了它自身力量能够支撑的范围。特朗普的上台,给了自由主义和自由本身重新找回立足点的机会。

 

特朗普不一定是那个能够解决美国问题的人,但至少是一个看到了美国当前面临的问题的人。美国的问题在哪里?美国在世界范围内高举新自由主义的大旗,凭借所谓的软实力和巧实力,维护自己作为一个全球帝国的地位和利益。可是维持全球帝国地位的成本是如此的高昂,现在的美国已经支付不起了。

 

全球帝国地位的成本不仅反映为宏观层面的国力虚耗,更反映为微观层面的中等收入群体经济和社会地位的下降,以及生活福祉的停滞。统计数据表明,美国过去二十多年,中产阶级中位收入水平,没有在提高,反而在下降。白人中低收入群体的,人均寿命也在持续的下降。在美国这样一个高收入的国家,人均预期寿命跟中国相当,但是中国的国民人均收入只有美国的1/7。这不仅是相对意义的不平等,更是绝对的剥夺,是自由的衰减。美国秩序全球扩张真正受益的是,在全球意识形态倾销和经济全球化过程中游刃有余的世界精英。这些精英所掌握的资源,相对于中等收入群体来说是压倒性的,在金融界表现得尤为突出,这也是为什么会有占领华尔街运动。

 

特朗普的当选不是自由主义的终结,顶多是新自由主义的终结。新自由主义只有有方向,但没有尺度和分寸。这使得新自由主义中本来具有活力的因素,处于橘生淮北为枳的状态。自由的丰富意涵被简化和压缩,经年累月的拔苗助长,使自由在一些地区反尔枯萎甚至凋零了。

 

特朗普的当选意味着一种回归,一种保守主义价值观的回归,但这不是自由的末日。特朗普的保守主义不会是过去极右的保守主义,而是夹杂了很多自由主义的因素,他只是在历史的当口上无意之中赋予保守主义一种新的框架。保守主义重视传统,根植于经验,立足于乡土,重视实利。特朗普夹带自由主义元素的新保守主义,不是对旧保守主义的反动,而是保守主义逻辑的自然延伸。自由主义过去多年的遗产,不论是积极方面还是消极方面,已经构成美国和世界现实的一部分,这是特朗普的资源也是他的约束。他可以扬弃部分遗产,但做不到完全无视和彻底遗弃,因为这些遗产无论如何构成了他选择集的一部分。

 

内向、自主、自我是保守主义的特征。保守主义者在做实自己的基础上,通过审慎的对外联结,存在构建新秩序的可能。所以从这个意义上,全球秩序面临着一种新的转型。这种转型是机遇大于挑战。当今世界任何主要的大国,现在都面临固本培元的迫切任务。不光是在美国,中国、俄罗斯、英国、法国、德国也都如此。这是现实所迫,同时也为大家提供一种难得的观念和事实共识,也是新秩序达成的必要条件。

 

新自由主义主导下的经济全球化,动力已经衰竭了。在保守主义外壳的保护下,更多人的实质自由反而可能得到巩固,这将为新一轮全球化提供动力。在核恐怖平衡构成的和平条件下,大国之间的现实主义策略,以及基于这种策略之上的全球贸易体系,或许会迎来新生。新的贸易体系,将不以贸易总量和范围的扩张为首要目标,而重新回归贸易为人的福祉服务的本源目标。事实上,也只有这样一种全球化,才能真正具备坚实的基础。世界贸易体系在过去这二三十年,光注重了表面的繁华和繁荣,看不到在这繁荣背后的断裂。全球都需要公正和包容性的贸易体系。

 

所以,特朗普上台也不会是自由贸易的终结。美国作为世界头号强国,其领导人更替的含义往往是多重的,有政治的,有思想和价值的,有经济的。不同的利益群体会对它作不同的解读,并且做有利于自身的解读。一些国家,比如日本还有新加坡,拼命的把TPP继续和特朗普捆绑在一起,并不是真正焦虑全球自由贸易,而是把自由贸易主张作为大国政治博弈中的一张牌来运用。全球贸易会褪去过去的浮华和泡沫,在贸易本身作为增进各国人民福祉的重要手段,不会在根本上被遗弃。特朗普上台对自由贸易的冲击,很大程度上被夸大了。

 

对中国来说,将会比较容易地适应贸易体系这种根本性的转变,即从有利于少数人的贸易转向有利于大多数人的贸易。因为这本来就是中国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所践行的总体原则。中国超大生产体系所带来的规模经济和范围经济,以及基于要素禀赋的竞争力,对世界其他经济体也会有一定的冲击。中国的贸易和经济制度也有很大的改进空间。但是中国总体上克制的运用了自己的竞争力和影响力。

 

在全球的贸易中,输家和赢家都有,这是在所难免的,也是可以协调的。中国经济发展实践表明,合作共赢是可能的,在全球范围帕累托改进的空间总是存在的。这不像是对殖民地的争夺,可殖民的土地总是有限的,而全球人对生活质量改善的需求是可以无限的。至少在可见的未来,我们看不到帕累托改进空间耗竭的可能性。中国理所应当支持这样一种贸易体系的转型,与世界其他国家一起,使这样一种新的贸易体制更加成熟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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俞建拖

俞建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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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副秘书长。2009年加入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曾先后担任约翰·霍普金斯南京中心项目研究员(2001-2005)、南京大学长江三角洲经济与社会发展研究中心项目研究员(2004-2005),北京大学经济与人类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主任助理(2005-2007),以及联合国开发计划署驻华代表处项目顾问(2007-2008),并于2008年受邀为牛津大学贫困与人类发展研究中心访问学者。主要的研究领域包括农村金融市场、人类发展的理论与实践、贫困与不平等、公共财政政策。财新网“改革散论”专栏作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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