瘟疫、歧视和压迫的简史

文/俞建拖

成年以后翻的专业之外的书中，很少有几本书像意大利学者卡斯蒂廖尼的《医学史》那样，给你忽然打开一片洞天的感觉。这本书有三大卷，从史前一直写到20世纪中叶，它不只是一部医学技术史，也是医学人物史和思想史。也就是看这部书的时候，忽然意识到医学在思想史上的重要性很大程度被忽视和低估了。当然也不是全无声息，譬如佛洛依德的《精神分析》，不过直到福柯写出《疯癫与文明》、《临床医学的诞生》，疾病和社会权力结构的关系才第一次得到总括性的扫描。

今天的医学和社会学研究讨论中，疾病与羞辱、歧视已经是个常见的话题。如何减少病人诊治过程中的羞辱感，已经成为现代医学中的操作规范。不过，这种零敲碎打的应用，反而使很多更根本性的问题被淹没在技术细节中。可惜福柯太特殊，他开的这条路径也少有人走下去。最近因为新冠疫情的蔓延，疾病与社会排斥、压迫的问题重新回到脑子里。原本这么大的命题，最好是写成鲁迅先生的《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的关系》那样的文本，不过心力不济，只能退而求其次，写成小文作为睡前的晚课。

尽管到现在为止，我们还不是全然清晰大脑工作的机制，以及理性如何积累和运用，但是疾病无疑是使人类认识自然和脱离自然的催化剂。通过人类的感觉系统，疾病和创伤引发的疼痛以及各种不适感，还有对死亡和未知的恐惧感，使人建立和强化了对“嵌入和排除”、“吸收和排放”、“完整和残缺”、“正常和异常”之类的观念。原始人很容易就注意到，荆棘或木刺扎到肌肉里、或者消化不良都会引发疼痛和不适，解决之道就是将之移除或排出体外。同样的，观念和方法的建立，也体现于肢体的残缺、疾病引起的形态表征和行为异常的观察和体会上。

这种基于个人感觉的认知，也会延申到社会层面。某些疾病，特别是恶性的传染病，在社会中出现是异态而非常态。在大多数时候，人们的风险基准是在群居的熟人社会中互动形成的，这样的社会也类似于人的躯体。一旦疾病发生，人们首先会想到移除异物。所谓的异物，通常是指外来的陌生人，或者自己社区中看上去变得异常的人。我们从弗雷泽的《金枝》以及许多人类学经典著作中，都可以看到这种针对陌生人的排斥，以及和陌生人有关的禁忌。这种排斥有时是预防性的，譬如不允许陌生人在村里的水源逗留。在瘟疫发生的时候，陌生人身份本身就成为一种罪责，而不管是否出现有威胁的行为。

经济学家格罗斯曼将人的健康视为生产函数，实际上，疾病更适合作为一个生产函数来处理。比起健康，疾病要纯粹得多。疾病的产生是多种要素合力的结果，人自身的免疫力、病毒病菌的毒性、创伤和感染、居住环境、生产生活方式、医疗卫生体系和公共服务等。但是，在科学未明的时代，人们并不能区分不同因素及其对疾病的贡献。即使有归因，也更多和生病的人联系起来，这是恐惧、拒斥和羞辱的动力源泉。

人类社会对待疾病，在很早的时候就和政治、宗教、权力紧密联系在一起。在文明早期，和生命相关的一切都充满神秘色彩，因而多数时候巫医是一体的。被认为具有和神明沟通能力和法术的巫师，通常也是那些阅历丰富和智慧的人担任，他们有时候用草药、有时候用手术、有时候用巫术驱邪来给人治病。这些巫师们在早期部落社会的权力结构里承担重要角色。到轴心时代前后，人们才看到医在专业意义上才独立出来。但是在民间，医巫一体到现在还存在。

从公共卫生的角度看，宗教的体系化带来了双重作用。一方面，很多具有公共卫生含义的生活习惯，正是通过宗教的规范来养成的。譬如定期的沐浴洁身、不吃不放血的动物、对有行为异常者进行驱逐和圈禁等等。洁净的概念既是卫生上的，也是精神上的。此外，宗教对于爱人和救世的强调，使医学在宗教体系中得以长足发展。另一方面，正是宗教带来的理论体系，使疾病和罪恶的关联被固化了。宗教提供了善与恶的解释框架，染病成了冒犯鬼神和恶行的报应，因此疾病本身就是罪恶的表现。这使对病人的歧视、羞辱、排斥和压迫更加合法化了。对一般的恶疾如此，对有强烈外部性的流行病，这种羞辱和压迫，不仅合法化，而且系统化和规模化。

瘟疫成就宗教，也解构宗教。查士丁尼大瘟疫，动摇了对世俗政权的信任，人们纷纷从宗教中寻求寄托，对生命的失去更加漠然（也可以视为社会的止痛机制），巩固和加强了基督教在欧洲的地位，加速推动欧洲进入中世纪。而横扫欧洲的黑死病，因为灾难太深重，对社会结构权力结构的冲击太彻底，人们原有的思想和价值观念体系开始瓦解，甚至被认为催生了文艺复兴。

但这里要说的不是文艺复兴，而是黑死病这样的瘟疫引发的歧视和压迫。人们迫切希望为黑死病的爆发找替罪羊，一开始怪罪蒙古人，可拿蒙古人没有办法。后来就认为是女巫搞的鬼，于是欧洲各地开始“猎巫”，也就是委屈的特朗普天天挂在嘴上的“猎巫”。这些女巫都是什么人呢，是接生婆、独居的老年女性、寡妇、懂点医术的妇女，之所以被称为女巫，是因为她们从事与宗教定义的女性“天职”不符的活动，或者因为和社会缺乏接触被认为搞巫术。烧了多少今天不可考了，但中世纪这样的“女巫”有几十万。这是男权社会对孤弱女性的系统迫害，以宗教之名。女巫烧完了，又有了新的替罪羊，失去家园的犹太人在欧洲到处流浪，被认为毒害了欧洲人，又抓了几十万犹太人，先严刑拷打再放火里烧。这些都是宗教名下对女性和弱势民族的系统迫害。鲁迅说，“弱者发怒，拔刀砍向更弱者”，背后是权力的次第结构。

据说人类文明在进步，所以瘟疫之下的歧视和压迫就有了新的理由。地理大发现强化了人种和文明优越的论调，商业资本主义兴起和圈地运动催生了城市的贫民阶层。在十六、十七世纪有几次大瘟疫，不过因为疾病传播者权力不同，故事结局也迥异。一些社会和阶层在快速变化的世界中获得了优势的地位，这种优势内化为价值观，种族和阶层偏见成为瘟疫下压迫的新动力。

十六世纪的美洲大瘟疫，是从欧洲带过去的，但印第安人死得十室九空，没有话语权，这个时候没有欧洲人去认罪，印第安人也没有能力要求“Anglo-Saxon Must Pay”，故事就变成了文明对野蛮的合法征服。

十七世纪的伦敦发生了三次大瘟疫，最后一次发生在《济贫法》颁布半个多世纪之后，伦敦外围码头的贫民窟工人阶层成为第一批受害者。瘟疫是从荷兰过来的商船上传过来的，要按今天某些人声称的理由，资本家和富人们要为这个负责，他们是商船的拥有着，有能力消费外国商品的也是他们。可是一开始死的是穷人，没有人关心，也没有计入统计病例，上层阶级觉得这些人生活放荡咎由自取。穷人被残酷地圈禁和自生自灭，富人们则跑到远远的庄园躲避疫情。可是瘟神吃穷人也吃贵人，最后国王也不得不出城避疫，回来后才开始搞公共卫生体系。再一次，推动瘟疫传播的人、带病的人是谁不重要，重要的是谁对瘟疫的罪有解释权。

新冠肺炎疫情的爆发是在21世纪了，文艺复兴六百多年，照说该有进步。因为科学昌明，飞行器都可以飞出太阳系了，病毒的基因序列也可以看得一清二楚，分得清人工病毒和自然病毒，也知道病毒传播的各个环节。得病本身不是罪，原来以为这是无可非议的现代常识。可是现实并不，常识很脆弱，人类积累的理性和文明有限，虽然不无进步，其实有如薄冰，经不起多少重负。

七国集团会议的时候就有欧洲政要认为这是黄种人的病，这算是种族的老套路。等到病毒杀黄种人，也杀白人和黑人了，于是有了新说法，和国家还有政治制度挂起钩了。“中国病毒”、“武汉病毒”、“中国赔款”的叫声此起彼伏，这大概算是新发明。有罪无罪，自然还是话语权说了算。

悲剧之所以是悲剧，就是它永远不会只发生一次。今天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这丛林还是丛林，哪怕是较过去开阔些，还是得战战兢兢。可悲的是，这些罪名要说别人想安也就罢了，毕竟能不能安得成由不得他；倒是一些中国人和华人迫不及待地要先给自己套上枷锁，准备认罪认罚，交第二次“庚子赔款”了。这种奇怪的要求，从来没见过。大概是以为态度恭顺，领了莫须有的罪名，唾面自干，就高尚了，就能得到宽恕和拯救。但要是看看历史，这样的宽恕和拯救是谵妄。自甘下贱的，只会人人都过来踩上一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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