易卜生有部名剧叫《玩偶之家》，讲的是一位叫娜拉的觉醒女性，为摆脱对丈夫的依附而离家出走的故事。这部作品是妇女解放的旗帜，鼓舞了很多代的女性为独立去抗争。鲁迅先生曾经回应了这部作品的命题，写了一篇文章《娜拉走后怎样？》。老先生不太浪漫，甚至有些残酷地揣测了娜拉出走之后的困境，不是堕落就是饿死。先生说理说得不过瘾，后来还写了一部很短的小说——《伤逝》，抵得过十部《京华烟云》和《金粉世家》，更是将女性离家后窘迫无奈揭露得一览无余。鲁迅的回应看似悲观消极，我倒是觉得里面有大慈悲。

我以前有个水货苹果手机，那会儿还没微信，只是看新闻用。因为是水货、配置低而且太老，很多新闻app没办法更新，我也比较懒，更新不了的时候我就重新下一个app，后来连app都下载不了。天长日久，手机里没法更新的新闻越来越多，碰巧留下了整个阿拉伯之春，还有后续的记录，完整地看到人们开始是怎样欢欣鼓舞，然后从狂喜之端跌落，在绞肉机中挣扎。

童话故事里，经常以王子和公主幸福地生活在一起作结尾，这当然是鼓舞人心的。不过，如果有好事者问起王子和公主面对锅碗瓢盆会怎样，从来无从知晓。可这个问题回避得了么？除非王子和公主团圆后就马上升天了，对每个大团圆结局，都不妨问一句“然后呢“？然后之后没有标准答案，大体需要现实检验。如果答案理想，那感情好，让人明白前路可行；如果答案不理想，至少还给后来的人留一个警醒，于失败中汲取点教训，没有浪费这个失败。对公共领域的论辩者，问问然后，不止是应有的世故和精明，而是起码的理性和良知。

春天之后会怎么样？联合国在5年后有个估计，在阿拉伯之春运动直接席卷的地区，5年累积损失超过6000亿美元。突尼斯、埃及这些国家人口算下来大概有1亿5，人均摊下来每年800美元。这点钱对于富国大户当然不算什么，对在贫困线下挣扎的人来说，少收入800美元是雪上加霜了。钱好歹是身外之物，总能挣回来，但还有挣不回来的。柳叶刀杂志有篇文章，一美国教授写的，春风席卷的国家人均寿命都显著下降了，而至今仍在鏖战的叙利亚尤甚，2011年-2013年，男人平均寿命从75降到69，女人从80降到75，婴儿死亡率从运动前每年下降6%到现在每年上升9%。当然，运动之后还有惊喜，黑色的ISIS……这真是吃人的春风。

这样的现实有些残酷。为什么常猜得中开头，却猜不着这结局？因为我们忘了脚下的暗沟。

历史的暗沟，是我自己想了好几年的命题。经济学家更愿意用路径依赖来描绘它。但是路径依赖这个表达太中性，有些时候甚至在粉饰太平。说暗沟，还是想提示人们凶险的一面，我们看不清但需要有所敬畏的一面。在人们鼓足勇气纵身一跃前，这到沟到底有多宽、有多深，都有必要先打量一眼。

自由无疑是人类社会所共同追求的价值，民主是自由组成部分，是所有现代政党都承认和追求的。那种老生常谈，认为民主和自由相矛盾，实际上是没有理解民主和自由的要义。问题出在哪里？出在将作为价值观的民主和具体民主实践形式混为一谈。将民主的形式简单化和绝对化，就很容易演变成对自由的伤害。

为什么制度从一个社会移植到另一个社会，经常会跌得头破血流？每个存活至今的人类社会，都经历了百十万年的演化，这是一个逐渐生成的过程。今天每个社会的风貌和状态，都是环境、历史、社会作用的产物。看似相同的表象，演化的机制和起作用的因素，往往各不相同。尊重这种社会基础的差距，是理性应有起码的谦卑。哈耶克写了《通往奴役之路》，认为理性的建构能力有限，全盘的社会计划不可行，反而会酿成悲剧。这个道理对于批判制度普适背后的自信、傲慢与偏见，同样适用。

社会基础这个东西，要确切衡量和描述并不容易，但身处其中的人可以处处感觉得到它的存在。一些简化的指标，如受教育人口比例、产业工人比例等，当然也描述了一些方面。但是对于制度选择和运作来说，要考虑的社会基础要比这些硬指标琐碎、繁杂、复杂、深刻多了。

比方说，村里要投票定个事情，怎么能找明白人把事情说清楚，女人和上门的女婿能否投票，受损失的人和得利的人怎么协调，意见相持时听村长的还是听族长的，要不要听听死去祖宗或者神灵的意见，稻田里长了个白稻穗是否天降不祥？即便“少数服从多数”是白纸黑字写着，人们在决策的时候不能不考虑那些不能明言的因素，甚至只是在社会潜意识下就做出了反应。相比于成文的政治制度，社会潜意识力量要根深蒂固多了，它们扎根在每天吃的饭里，喝的水里，祖辈的传说里，小孩的童话里。这也是社会基础成为基础的原因所在。

人类可以有共同追求的价值，但从技术而不是意识形态层面处理实现手段的分歧，达成共识和形成一致行动的可能就会大得多。正视暗沟，才有可能去填平它，至少让它变得不那么致命。每个社会对待其他社会形态不作先入为主的评判，对现实的复杂性和理性的有限保持起码的敬畏，允许每个社会根据自身情况慢慢去探索和演化出适合自身的制度，大概是更可行的策略。想要一步就跨过社会的暗沟，除非运气特别好，往往会碰得头破血流。

这样的观点也很容易被理解为某某特殊论或例外论，或者被认为是给拒绝民主自由提供借口。这里值得做一点辩护和解释。首先，在某种程度上，所有的制度选择总是根生于那个特定的背景，都有特殊性，但是特殊性并不排斥普遍的追求，因此是特殊但不例外，青山遮不住，毕竟东流去，没有人能例外于历史。第二点，我们不仅要有历史的理性，也要有历史的耐性，看得到方向，并不等于要一蹴而就，事实上也不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