财新传媒
位置:博客 > 俞建拖 > 阿拉伯之春:出走的娜拉和历史的暗沟

阿拉伯之春:出走的娜拉和历史的暗沟

易卜生有部名剧叫《玩偶之家》,讲的是一位叫娜拉的觉醒女性,为摆脱对丈夫的依附而离家出走的故事。这部作品是妇女解放的旗帜,鼓舞了很多代的女性为独立去抗争。鲁迅先生曾经回应了这部作品的命题,写了一篇文章《娜拉走后怎样?》。老先生不太浪漫,甚至有些残酷地揣测了娜拉出走之后的困境,不是堕落就是饿死。先生说理说得不过瘾,后来还写了一部很短的小说——《伤逝》,抵得过十部《京华烟云》和《金粉世家》,更是将女性离家后窘迫无奈揭露得一览无余。鲁迅的回应看似悲观消极,我倒是觉得里面有大慈悲。

 

我以前有个水货苹果手机,那会儿还没微信,只是看新闻用。因为是水货、配置低而且太老,很多新闻app没办法更新,我也比较懒,更新不了的时候我就重新下一个app,后来连app都下载不了。天长日久,手机里没法更新的新闻越来越多,碰巧留下了整个阿拉伯之春,还有后续的记录,完整地看到人们开始是怎样欢欣鼓舞,然后从狂喜之端跌落,在绞肉机中挣扎。

 

童话故事里,经常以王子和公主幸福地生活在一起作结尾,这当然是鼓舞人心的。不过,如果有好事者问起王子和公主面对锅碗瓢盆会怎样,从来无从知晓。可这个问题回避得了么?除非王子和公主团圆后就马上升天了,对每个大团圆结局,都不妨问一句“然后呢“?然后之后没有标准答案,大体需要现实检验。如果答案理想,那感情好,让人明白前路可行;如果答案不理想,至少还给后来的人留一个警醒,于失败中汲取点教训,没有浪费这个失败。对公共领域的论辩者,问问然后,不止是应有的世故和精明,而是起码的理性和良知。

 

春天之后会怎么样?联合国在5年后有个估计,在阿拉伯之春运动直接席卷的地区,5年累积损失超过6000亿美元。突尼斯、埃及这些国家人口算下来大概有1亿5,人均摊下来每年800美元。这点钱对于富国大户当然不算什么,对在贫困线下挣扎的人来说,少收入800美元是雪上加霜了。钱好歹是身外之物,总能挣回来,但还有挣不回来的。柳叶刀杂志有篇文章,一美国教授写的,春风席卷的国家人均寿命都显著下降了,而至今仍在鏖战的叙利亚尤甚,2011-2013年,男人平均寿命从75降到69,女人从80降到75,婴儿死亡率从运动前每年下降6%到现在每年上升9%。当然,运动之后还有惊喜,黑色的ISIS……这真是吃人的春风。

 

这样的现实有些残酷。为什么常猜得中开头,却猜不着这结局?因为我们忘了脚下的暗沟。

 

历史的暗沟,是我自己想了好几年的命题。经济学家更愿意用路径依赖来描绘它。但是路径依赖这个表达太中性,有些时候甚至在粉饰太平。说暗沟,还是想提示人们凶险的一面,我们看不清但需要有所敬畏的一面。在人们鼓足勇气纵身一跃前,这到沟到底有多宽、有多深,都有必要先打量一眼。

自由无疑是人类社会所共同追求的价值,民主是自由组成部分,是所有现代政党都承认和追求的。那种老生常谈,认为民主和自由相矛盾,实际上是没有理解民主和自由的要义。问题出在哪里?出在将作为价值观的民主和具体民主实践形式混为一谈。将民主的形式简单化和绝对化,就很容易演变成对自由的伤害。

 

为什么制度从一个社会移植到另一个社会,经常会跌得头破血流?每个存活至今的人类社会,都经历了百十万年的演化,这是一个逐渐生成的过程。今天每个社会的风貌和状态,都是环境、历史、社会作用的产物。看似相同的表象,演化的机制和起作用的因素,往往各不相同。尊重这种社会基础的差距,是理性应有起码的谦卑。哈耶克写了《通往奴役之路》,认为理性的建构能力有限,全盘的社会计划不可行,反而会酿成悲剧。这个道理对于批判制度普适背后的自信、傲慢与偏见,同样适用。

 

社会基础这个东西,要确切衡量和描述并不容易,但身处其中的人可以处处感觉得到它的存在。一些简化的指标,如受教育人口比例、产业工人比例等,当然也描述了一些方面。但是对于制度选择和运作来说,要考虑的社会基础要比这些硬指标琐碎、繁杂、复杂、深刻多了。

 

比方说,村里要投票定个事情,怎么能找明白人把事情说清楚,女人和上门的女婿能否投票,受损失的人和得利的人怎么协调,意见相持时听村长的还是听族长的,要不要听听死去祖宗或者神灵的意见,稻田里长了个白稻穗是否天降不祥?即便“少数服从多数”是白纸黑字写着,人们在决策的时候不能不考虑那些不能明言的因素,甚至只是在社会潜意识下就做出了反应。相比于成文的政治制度,社会潜意识力量要根深蒂固多了,它们扎根在每天吃的饭里,喝的水里,祖辈的传说里,小孩的童话里。这也是社会基础成为基础的原因所在。

 

人类可以有共同追求的价值,但从技术而不是意识形态层面处理实现手段的分歧,达成共识和形成一致行动的可能就会大得多。正视暗沟,才有可能去填平它,至少让它变得不那么致命。每个社会对待其他社会形态不作先入为主的评判,对现实的复杂性和理性的有限保持起码的敬畏,允许每个社会根据自身情况慢慢去探索和演化出适合自身的制度,大概是更可行的策略。想要一步就跨过社会的暗沟,除非运气特别好,往往会碰得头破血流。

 

这样的观点也很容易被理解为某某特殊论或例外论,或者被认为是给拒绝民主自由提供借口。这里值得做一点辩护和解释。首先,在某种程度上,所有的制度选择总是根生于那个特定的背景,都有特殊性,但是特殊性并不排斥普遍的追求,因此是特殊但不例外,青山遮不住,毕竟东流去,没有人能例外于历史。第二点,我们不仅要有历史的理性,也要有历史的耐性,看得到方向,并不等于要一蹴而就,事实上也不可能。

 

 

推荐 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