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性转型：走向多数人的现代化

俞建拖

多数人的现代化(modernization for majority)，是已故学者邓英淘提出来的一个命题。近年来，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秘书长卢迈先生，对此深有思考和探索，有许多深刻的创见，身体力行推动政策理念和实践的变革，我自己也从这些讨论和思考中获益良多。在一个善意世界的框架中，多数人现代化可以构成关键的支柱。但是在恶意世界的框架中，这个命题并不一定成立，以后再专门开贴论述。我自己倾向于认为善意世界是可能、可行和必要的，本篇主要基于这个假设讨论多数人现代化的涵义、影响和挑战。

我们把第一次工业革命视为严格意义上的现代化开启。工业革命创造了截然不同于传统农业经济的生产形态，通过机械化大生产和社会化大生产，根本性地改变了土地在人类生产中的重要性，因而也改变了人和土地以及基于土地的权力关系。通过这样的现代化生产体系，在实行了工业革命的国家，国民有条件享受相对富裕的物质生活水平。经济的发展也带来了政府税收的稳定增加，使得公共服务体系也前所未有的完善。从这个意义上说，人类进入了一种完全有别于以往的文明形态。

但是我们也可以看到，从工业革命爆发以来的数个世纪里，全球层面真正能够享受到现代化成果的人口比例少之又少。即使考虑二战进入发达经济体行列的日本和亚洲四小龙，在过去400多年里，全球生活在高收入国家或者经济体的比例也不超过15%。所以从这个意义上说，过去的现代化都是一种少数人的现代化（modernization for minority）。

当然有人也会争辩说，在这个现代化过程中，不光是发达国家的人，其他发展中国家人民的生活境遇也是发生了显著的改变。但是，生活质量的改变在数量上是一回事，在质量上又是另一回事，在结构上又是另外一回事。在过去400年中，值得一提的是俄罗斯（苏联）和东欧国家现代化进程，蓬勃兴起又经历挫折和再调整，对旧的全球现代化模式构成板块性撞击，但是也没能根本上撼动。

真正开始历史性转变的是20世纪80年代，标志性的事件是中国改革开放，融入经济全球化。中国在过去三十多年里，中国从一个贫困落后的农业国，发展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全球最大的制造业国家和最大的货物贸易国。当然，从人均上看，中国发展水平的改变并不比日本和韩国的发展意味着更多。具有体系性和结构性涵义的是中国的体量，近14亿人口摆脱贫困，意味着全球近20%的人口整体性地进入另一个发展集团。

中国的发展令人鼓舞，但中国的发展并不是一个孤立的现象，中国发展的影响也不止于中国自身。作为发展中国家，中国发展起点、阶段、结构和水平，可其他发展中国家具有相似性，在发展的路径上也有相似性。在这点上，克鲁格曼说东亚奇迹并无特别之处，是一个正确的论断。这意味着，中国的成就是其他发展中国家也可以通过努力获得的，不是源于东亚文化圈或地理位置带来的某种特殊性（当然不能排除文化和地理的作用）。另一方面，中国通过改革开放通过扩大与其他发展中国家的联系，实现了资源的优化配置，共享了发展的机遇，并在很长时期作为增长的火车头，带动了其他发展中国家的发展。

今天，除了中国之外，印度、印度尼西亚、巴西、俄罗斯、南非等其他的发展中大国，也在讲述自己的增长故事。虽然这些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水平还没有达到世界银行所定义的高收入国家的水平，但是人民整体的生活水平、生活式已经完全改变了，提升到另外一个层次。只要人力资本、物质资本和社会资本的存量基本匹配且能够被高效地配置，尽管增长故事可以跌宕起伏，没有什么理由认为这些故事不会继续。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在2009年的时候有一个估计，预计到2030年全球的中产阶级里面，70%多是来自于发展中国家。世界人口基金的估计，那么到2030年全球生活在城市里面的人口也会超过60%。这种生活水平还有生活方式以及消费结构的变化，对全球来说都有多层含义。

第一层是力量性的。中印等发展中国家成为全球市场中有力的博弈者，他们拥有市场，拥有制造能力。他们不再是沉默的大多数，像十八九的毛头小伙，有掩盖不住的荷尔蒙，渴望得到外界的尊重和注意，渴望展示力量，并且他们的确开始被人倾听。

第二层含义是体系性的。当这些国家作为一个整体，会在全球的治理框架中要发挥作用。他们有一定的共识，也有一定的协同行动。首当其冲的，是要改变原来在这个国际治理体系中边缘化和无力的地位。

第三层含义是道德性的。目前居于发达国家行列的，只有极少数的经济体在工业革命以来的现代化进程中，没有殖过民，没有贩过奴，没有对其他国家进行残酷的镇压和掠夺，从国际关系上说不带有原罪，没有历史的包袱。相反，他们大多数原先都是在国际关系中受剥削、受掠夺、被殖民的国家，他们的崛起是通过相对平等的贸易和双向投资来实现的。不仅他们的发展诉求具有正当性，而且他们的发展手段也是具有道德正当性。

但是，新兴经济体在参与全球治理的时候，也会给现有的国际秩序带来不小的挑战，在全球秩序转换中，动荡和冲突将可以努力削减，但很难完全避免。

第一重挑战是，新兴的国家群体有一定的能力，但是还不知道如何恰当地、有技巧地运用自己的能力，在参与全球治理上严重缺乏经验和能力；

第二重挑战是，新兴经济体的能力发展是不平衡而且基础脆弱。新兴经济体的力量更多的侧重在经济层面，但是在政治社会，文化等等方面还处于弱势的地位。这些其他方面的不足，也限制了他们在经济能力上的恰当使用。此外，新兴经济体在资产结构等方面虽然有一些后发优势，但毕竟家底薄，结构脆弱，抗风险能力差。

第三，发展中国家毕竟都是在发展中，所以在群体内部也存在着很多分化的趋势。各国的经济、社会和历史的差别很大。仅仅是高速成长的发展中大国这一特征，并不足以将这些国家真正的整合起来。

第四，发展空间的制约。最明显的例子就是气候变化问题，在工业革命以来的温室气体排放中，工业化国家占了80%，发展中国家仅占20%，但后者将明显成为新增排放的主力。如果温室气体排放上限从科学上是确证无疑的，那么意味着全球在未来几十年里的排放空间已经十分有限。这是一个显著的后发劣势。

第五，发达国家的保护性对抗。民族国家自我保护的本能不会丧失，面对内外压力，选择合作还是对抗，涉及的利益计算并不总是清晰。权力、权利和责任转移过程中，对抗性的风险总是存在。

发展中国家的群体性崛起，在历史长远的视角下是一个不可避免的现象，支持这一趋势的是现代公共服务体系和科技的进步和扩散，这里不展开讨论。但是这个转型，不会是一帆风顺，对于特定的国家、特定的时期，都存在着很大的不确定性。

在国际层面上，大家也意识到了这个问题。去年联合国大会上，与会各国首脑，共同签署了联合国可持续发展目标，十七大类169项具体目标，涵盖经济、社会、治理以及资源和环境可持续各个方面。在某种程度上，这可以看作是人类社会集体努力走向新阶段，消除发展不确定性的一个总纲领。但是各个国家，如何能够协同行动，确保可持续发展目标能够顺利实施并完成，还是一个巨大的未知数。

中国可以在推动全球转型中起到关键的作用。作为发展中大国，中国踏踏实实做好自己的事，管理好各类风险，本身就是对全球的贡献。在此基础上，通过开展互利合作，量力而行承担责任，积极争取应得权利，不仅自身的和平崛起可期，全球向多数人的现代化转型的愿景也是可期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