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政府在很多人心目中是无所不能的。这种“万能”的印象，部分来自于政府管了太多事，许多是政府主动在管，许多则是因为社会的惯性和需求被动在管。总之，似乎哪里都有政府身影。但“万能”印象的另一个原因，就是中国政府确实做成了很多事，有许多可供验证的绩效。

中国改革开放三十多来的发展，似乎印证了这样一个事实：由诸多精英组成的政府，拥有超强能力，确保了政策的正确制定和有效的实施，才有了今天的成就。确实，中国的发展成就是举世瞩目的。有人认为，中国今天的发展成果，是“自然”过程或者单纯的“放松管制”的结果，这是显然有违事实的。事实上，在东南亚、在中亚、在南美、在非洲，有的是可供比较的案例。今天在中国人们习以为常的政策供给和公共服务，在别的地方并不理所当然。在中国的发展叙事中，如果忽略了治理因素，这个故事是讲不圆的。

中国有自身特色的政府组织和运行模式，有独特的政府官员培养和遴选机制，历史上举贤任能的政治传统，这些都是中国治理体系中独特之处。工作以后有许多机会接触中央、地方各个部门的官员，碰到很多具有丰富经验、非凡才干和非常勤勉的官员，常令我叹为观止。在这个意义上，说中国政府能干，或者官员团队能干，似乎是可靠的结论。

中国政府官员的能干，在国际上（特别是在商界中）颇得到认可和赞赏，有时在国际上得到的肯定比国内还更多。纽约时报的专栏作家托马斯·弗里德曼说，如果美国政府能当一天中国政府就好了。商界和财经评论人士的褒扬，让职业经济学家们都感到郁闷和气短。在2015年中国股灾和汇改之后，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保罗·克鲁格曼还颇出气地在专栏上说，西方精英把中国官员的能力神话了，他们自己都不知道究竟是怎样成功的。这话显然滑到了另一个极端。哪有一个国家在快速的全球大变局下，仅靠偶然和运气获得超过三十多年的成功的呢，这概率恐怕不比拿福利彩票一等奖高。

但是，克鲁格曼的话中，其实也不乏令人警醒之处。中国改革开放以来，尽管在很多领域取得了成功，特别是在经济领域，但是我们也不能不注意到，政府在政策制定和实施中存在着薄弱和短板。正视我们的长处和短板，而不是流于意识形态和意气的争论，才有可能真正有效地解决我们现在面临的问题。

在很多关于中国政府能力的讨论中，评论者往往将权力和能力混为一谈。权力是由法律和制度赋予特定职位的一种专断权，而能力是官员团队的专业素质、技能和技巧。两种力量运用的结果，有些时候看起来是差不多的，但是背后的机制存在很显著的差异。打个比方，权力就像一把刀，权力越强刀越锋利；而能力则是手的力量和技巧。用刀切东西，如果刀很锋利，手劲差一点也能切断东西；如果刀钝一些，但是用刀的手的力量和技巧到位，也能切断东西。结果貌似一样，背后还是有本质差别。

提出区分“权力”和“能力”，是因为注意到改革中的两种弊病。第一种是经验主义的，认为过去的模式能成功，以后也应该照办。但是世易时移，中国社会的利益关系已经高度复杂化了，过去靠权力就能办到的事，现在就行不太通，需要更多凭借能力提升来办到，需要有足够多的专业人良好沟通协同才能完成复杂的工作。第二种是主观主义的，因为混淆了权力与能力，主政的官员和部门就有了一种错觉，以为一切成就都是自己能力超群，养成了一种傲慢和专断，甚至是胡来。

一些领域改革迟滞，人们经常认为是观念和取向出了问题。但就我自己的观察，除了一些领域，多数情况下还是能力出了问题，导致对不准症也抓不了药，挺好的事最后就不了了之，最后出一堆文件就算交差。譬如说，现在很多改革也想顶层设计，但一个部委管一个行业的处室有两三人就不错了，这两三人有时管上百上钱亿的公共资金分配，要熟悉项目，要知道行业标准，还掌握行业动态和各地情况差异，每天不加三小时班就烧高香了。如果一个部门是搞监督的，情况还会更悲惨些，全国那么多地方那么多情况，文件都看不过来，更别说亲眼看一看。中国表面上看是强中央-弱地方的体制，但从制度供给能力上看，实际上弱得不成比例。

至于混淆权力和能力滋长的傲慢，更是不鲜见。在改革的名义下，也有些主政官员和部门特别乐于出政策，出得特别自信，也不管是否有专业的能力，事前是否有审慎的调查研究，事中是否会听取和评估反馈的意见，事后更不会问责担责。这种实际是基于职务权力的自负与傲慢，特别听不得反对意见，要是实施不佳出了差错，一定是别人出了什么差错。

如果作全球对比，不论是在过去几十年还是最近几年，中国在改革力度和进展上，都可算得上优等生。但从中国期许的目标来说，改革并不总是尽如人意。在各种改革所面临的问题中，强权力-弱能力的矛盾不是唯一因素，却是值得重视的问题。解决这些问题，最好的还是坦然面对和正视，并在观念和认识上突破误区。譬如，很多人认为，“小政府”就是“官员数量少”的政府，事实上这是两回事。另外，很多人认为“小政府”就是“好政府”，这话也未必对，小政府成为好政府，需要很多前提条件，“小”并不必然“好”。常见的误区还包括将“集权”和“分权”的对立绝对化和意识形态化。在公共政策讨论中，最要不得的是浓缩概念大而化之，而忽略了具体的内容和环境。正视能力上的短板，紧迫的解决之道还是让足够多专业的人做专业的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