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缺少讨论意识形态的热情，这几乎是古已有之，而不是今天才有的现象。这倒不是说中国人或中国社会没有意识形态，而是我们缺少对自身意识形态的检视、反思和构建，更谈不上明确和有意识地将意识形态付诸日常的实践，即便有一些，也是停留在口头和形式上。也正因为如此，我们对其他社会的意识形态，以及各种意识形态下指导的行为准则，缺乏体察和理解。但是，我们自身的意识形态讨论和研究的荒芜，并不代表其他社会和我们一样是荒芜，这种理解的隔阂常常成为国际关系中误解误判的来源。

今天，我们对意识形态问题的漠视，可能会招致严重的风险。在特朗普当选之初，研究中美关系人当中颇有一阵恐慌，因为美国有了一个貌似不走寻常路的特朗普。但是，在习特海湖庄园峰会后，中美关系圈子的人又有了许多莫名的乐观。乐观的原因，是他们觉得自己看透了特朗普，就是一个狡猾又务实的商人，遵循的是商业的逻辑。这种对特朗普的窄化理解，可能会导致对美国未来的政策取向的根本性理解偏差，增加了双方硬性碰撞的可能性。毕竟，主流或支配性的意识形态，就是一个国家行为背后的潜意识。人归根结底是观念动物，人类的文明史就是人被观念支配和奴役的历史。如果不能认识到意识形态因素在决策中的基础性作用，出问题是迟早的。

特朗普的意识形态底色，是一种杂糅的保守主义。说到“主义”两字，国人第一反应往往是避之不及，但“主义”又确实在哪里，不增不减。在形形色色的主义中，在当下中国最为人熟悉的概念大概是“共产主义”、“社会主义”、“马列主义：、“资本主义”，次一级的是“自由主义”，这还要拜新自由主义大行其道所赐。“经验主义”、“主观主义”，与其说是作为意识形态，还不如说是工作方法和态度。“保守主义”作为一种意识形态，除了极少数专业研究政治哲学的学者外，对大多数人是陌生的。

人们对保守主义的陌生在一定程度上是可以理解的。保守主义在很大程度上也是一种方法和态度，一种工具和方法上的取向。事实上，任何意识形态流派中，都可以分出保守主义和进步主义。所以，我们事实上有基督教保守主义、伊斯兰教保守主义、儒家保守主义、市场保守主义、计划保守主义…..那种声称保守主义仅限于（专属于）某一特定意识形态流派的言论，基本上可以归入妄语胡言。但是，我们也不能否认，在特定的社会中，某一种保守主义在特定时期在诸多保守主义中占据主流或支配性的地位，成为支配性的意识形态。所以，在一定程度上，保守主义就是个框，什么价值观都可以往里装。

从方法上看，保守主义更看重过往经验和传统，而进步主义更看重变化和未来，但两者的分野是相对的。一个社会在某一时期，选择保守主义还是进步主义，并没有绝对的对错之分。在每一流派中，保守主义和进步主义都坚信自己的价值主张，但这些价值主张并不能被立即证明是好是坏，这些价值主张都需要经过理性反思来选择，需要事实来检验。白猫黑猫，抓住老鼠就是好猫，邓小平说的真实至理名言。说到底，观念也要服从进化论，适者生存。但观念不同于基因，是观念复活的可能性大，基因在物种灭绝后复活的可能性几乎没有。

那么，特朗普的杂糅保守主义，到底包含了哪些成分？不用太费力整理，特朗普的保守主义至少包括了以下要素：一是国家层面的爱国主义，具体表现为“美国优先”；二是种族层面的“白人之上主义”；三是利益层面上的“重商主义”，关注经济，注重会计账面的盈余；四是方法上的“经验主义”，相信传统智慧，特别依赖于过去成功形成的直觉判断；五是特别关注荣誉和体面，以及与之相关的团体，如军人，特别欣赏高颜值的人；六是方法上的实用主义，较少受纯抽象意识形态的掣肘，因此具备相当的灵活性；七是宗教上的基督教（主要是新教）伦理。因此，如果单纯地以商人视之，或者以美国传统的保守主义流派来匡定，都不适合特朗普。

现在的困难是，还很难分析特朗普的决策逻辑中，以上诸要素的孰轻孰重。这些要素之间不无矛盾冲突之处，如何协调也是未知之数。另外，美国毕竟形成了一套长期运行的体制机制，特朗普要让所有的这些要素付诸政策实践，突破体制的窠臼，不是那么容易。如果忽略特朗普意识形态中的多样性和复杂性，未来中国决策中犯错误的概率不会小。特别是，美国总统在国际事务上拥有比较大的裁量权，国内政策的施行或许会困难重重，因此不排除特朗普将更多精力和热情放在国际事务上，以寻找突破口。

鉴于中美关系对中国自身以及全球的重要性，由前述分析看，重视和分析特朗普的意识形态底色，分析其逻辑并采取针对性的政策，是中国当下亟待考虑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