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理性和历史耐性-人间愚言-财新网

今天晚上本来是想要料理一个书稿的，不小心点了电脑的更新键，要重启好几次。等的时间长且无聊，就想聊聊两个在心中盘桓已久的概念。

所谓理性，大抵上是指运用一些概念、逻辑、框架，对事物（外部世界和我们自身）进行分析和把握的能力。理性是人认识世界的能力的一种。所谓耐性，就是等待的功夫，等着事情变得不那么坏，甚至等着事情变得更好。

之所以要在理性和耐性前面加历史这一定语，是因为这里要讨论的理性和耐性，都是面向长时程，少则几年年，多则几十年甚至上百年。

启蒙运动之后，理性成为人类社会最重要的，认识工具。但它还远远称不上是一个完美的工具。理性所包含的那些基础性元素，概念、逻辑、框架，从根本上说，都是不完美的，应用领域和范围是有限的。理性的扩大，是人类社会进步的重要武器，但是对理性的误用和盲从，又是许多重大悲剧的原因。重视理性，完善理性，应用理性，是人类得以扩展自由的重要前提。对理性的缺陷和不足保有警惕，又是我们避免种种悲剧的安全带。

理性常常在自然科学领域和数学领域信马由缰，但是在社会科学，特别是在政治科学领域，我们得随时给理性这匹马套上笼头。我们已经享受了很多理性的福，但也吃了很多理性狂妄带来的苦，大到政治社会制度的选择，小到一个公共服务的安排和城市景观的管理。

哈耶克批判理性的自负，在我看来是过度贬抑了理性的价值和潜力，但在很多时候也有部分的道理。理性自负的一个极端，就是以为掌握了放之四海皆准的绝对真理，因为成了绝对真理，就没了调节调整的余地，也没有了妥协的余地。但是在社会科学中，所谓的真理，和自然科学物理定律在绝对性上不可同日而语，即使在后者，也还是可以不断的深化和重新认识的，从牛顿的力学到爱因斯坦的相对论，再到量子力学，也还是不断深化发展。当然，哈耶克对理性的贬抑，今天在中国已经发展到另一个极端，那就是对市场和分散决策的过度绝对推崇，这是另一个话题了，有时间再谈。

世界上没有完美的人，没有完美的社会，怎么可能想象，这些不完美的人发明或发现完美真理？但是，事实是一回事，人们怎么想怎么看又是另一回事。关于真理，有人信，有人半信半疑，有人不信却会去利用，还有的人干脆置之不理，看法不同，态度行为就很不同。

真诚相信绝对真理在手的人，如果他碰巧把追求这种绝对真理当作崇高无上的价值，常会有一种特别虔敬的热情和力量，这也会带来一种不可遏制的重塑世界的冲动。对待那些违反真理的人和事，常会表现出特别的不耐，急于改造或消灭之为快。只有那些对人和人的社会，持有高度同情、悲悯和体恤的人，才会有足够的耐心等待人和社会会慢慢的变好，这样的人通常是少的。

相信真理或者规律源自局部经验，相信社会总有规律可循，可以不断的完善和发展，在某些场合和环境下也有其不足，那么多少会对真理的运用留有一些保守和敬畏。我自己大体上属于这一类。

也有不少真理的掮客和投机客，他们并不真的信真理，不管是绝对的还是相对的，但这一点也不妨碍他拿真理作为旗帜和工具，来实现自己个人的利益最大化。因为这样的投机，在利益驱使的时候，有时表现得比真正的虔信者还要虔信。

当然也总有拒绝承认或者忽视任何形式真理和规律存在的人。里面往往又有两种，一种是有意识的拒绝和排斥，一种是无知。

人无处不在历史中。我们从过去的历史而来，被历史所塑造，又在创造和塑造未来的历史。将历史与理性结合起来，延伸到真理的讨论，实际上还是要回到40年前那句话，“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

人类社会最大的幸运是我们有历史，一切文字符号印记都是历史。人们所想所做的，经过文字表达和行动，多少在世界上留下印记，这样，所想所做就有了检验的依据。人类社会也就是在这样的检验和修正中得到发展和进步。

王阳明说知行合一，马克思主义说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些都强调了行为和行动的重要性。从观念到观念，一个最大的陷阱是，人的表达本身存在巨大漏洞，最后是非对错就没了衡量的尺度，佛祖说“不可语”，维特根斯坦说语言有限，都是很好的告警。强调行动，强调对客观世界留下的真实印记，强调和人的真实生活的关系，检验的尺度总要更牢靠一些。当然，这种牢靠也是相对的，人的需求在变，人的价值观在变。

扯了这么多，实际上就是想说，对于今天我们理性认为是对的、好的事情，在付诸行动的时候，要有一种历史耐性。

我们需要历史耐性，是要尊重和正视历史形成的现实。许多必须要革除的弊端，往往有复杂的漫长的根源，牵涉到社会肌理的方方面面，以至于几乎很难用一刀切或者简易的办法予以切除。而必须在尊重现实的前提下，条分缕析，逐步拆解应对。

我们需要历史耐性，是要汲取历史上的教训。那些现在理性告知是正确的，可能恰恰是错的或者不完全对的；反之那些要革除的，恰恰是富有生命力和希望的。承认理性的有限性，是为我们未来留下空间。

今天呼唤历史耐性，是因为对于我们今天所想、所说、所做的事情，留下检验的机会，许多事情的意义也许要等到五年、十年、百年才会全部展现，是必须要在一个更长期的视野下评估社会政策的损失和收益。

最后，从伦理角度讲，我们也需要历史耐性。有缺陷的人对同样有缺陷的人要有共情和怜悯，即便真的错了和坏了，除非罪大恶极，也要留出纠正和调整的时间，这是另一种意义上的相互解放和救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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