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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理性和历史耐性

今天晚上本来是想要料理一个书稿的,不小心点了电脑的更新键,要重启好几次。等的时间长且无聊,就想聊聊两个在心中盘桓已久的概念。
 
所谓理性,大抵上是指运用一些概念、逻辑、框架,对事物(外部世界和我们自身)进行分析和把握的能力。理性是人认识世界的能力的一种。所谓耐性,就是等待的功夫,等着事情变得不那么坏,甚至等着事情变得更好。
 
之所以要在理性和耐性前面加历史这一定语,是因为这里要讨论的理性和耐性,都是面向长时程,少则几年年,多则几十年甚至上百年。
 
启蒙运动之后,理性成为人类社会最重要的,认识工具。但它还远远称不上是一个完美的工具。理性所包含的那些基础性元素,概念、逻辑、框架,从根本上说,都是不完美的,应用领域和范围是有限的。理性的扩大,是人类社会进步的重要武器,但是对理性的误用和盲从,又是许多重大悲剧的原因。重视理性,完善理性,应用理性,是人类得以扩展自由的重要前提。对理性的缺陷和不足保有警惕,又是我们避免种种悲剧的安全带。
 
理性常常在自然科学领域和数学领域信马由缰,但是在社会科学,特别是在政治科学领域,我们得随时给理性这匹马套上笼头。我们已经享受了很多理性的福,但也吃了很多理性狂妄带来的苦,大到政治社会制度的选择,小到一个公共服务的安排和城市景观的管理。
 
哈耶克批判理性的自负,在我看来是过度贬抑了理性的价值和潜力,但在很多时候也有部分的道理。理性自负的一个极端,就是以为掌握了放之四海皆准的绝对真理,因为成了绝对真理,就没了调节调整的余地,也没有了妥协的余地。但是在社会科学中,所谓的真理,和自然科学物理定律在绝对性上不可同日而语,即使在后者,也还是可以不断的深化和重新认识的,从牛顿的力学到爱因斯坦的相对论,再到量子力学,也还是不断深化发展。当然,哈耶克对理性的贬抑,今天在中国已经发展到另一个极端,那就是对市场和分散决策的过度绝对推崇,这是另一个话题了,有时间再谈。
 
世界上没有完美的人,没有完美的社会,怎么可能想象,这些不完美的人发明或发现完美真理?但是,事实是一回事,人们怎么想怎么看又是另一回事。关于真理,有人信,有人半信半疑,有人不信却会去利用,还有的人干脆置之不理,看法不同,态度行为就很不同。
 
真诚相信绝对真理在手的人,如果他碰巧把追求这种绝对真理当作崇高无上的价值,常会有一种特别虔敬的热情和力量,这也会带来一种不可遏制的重塑世界的冲动。对待那些违反真理的人和事,常会表现出特别的不耐,急于改造或消灭之为快。只有那些对人和人的社会,持有高度同情、悲悯和体恤的人,才会有足够的耐心等待人和社会会慢慢的变好,这样的人通常是少的。
 
相信真理或者规律源自局部经验,相信社会总有规律可循,可以不断的完善和发展,在某些场合和环境下也有其不足,那么多少会对真理的运用留有一些保守和敬畏。我自己大体上属于这一类。
 
也有不少真理的掮客和投机客,他们并不真的信真理,不管是绝对的还是相对的,但这一点也不妨碍他拿真理作为旗帜和工具,来实现自己个人的利益最大化。因为这样的投机,在利益驱使的时候,有时表现得比真正的虔信者还要虔信。
 
当然也总有拒绝承认或者忽视任何形式真理和规律存在的人。里面往往又有两种,一种是有意识的拒绝和排斥,一种是无知。
 
人无处不在历史中。我们从过去的历史而来,被历史所塑造,又在创造和塑造未来的历史。将历史与理性结合起来,延伸到真理的讨论,实际上还是要回到40年前那句话,“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
 
人类社会最大的幸运是我们有历史,一切文字符号印记都是历史。人们所想所做的,经过文字表达和行动,多少在世界上留下印记,这样,所想所做就有了检验的依据。人类社会也就是在这样的检验和修正中得到发展和进步。
 
王阳明说知行合一,马克思主义说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些都强调了行为和行动的重要性。从观念到观念,一个最大的陷阱是,人的表达本身存在巨大漏洞,最后是非对错就没了衡量的尺度,佛祖说“不可语”,维特根斯坦说语言有限,都是很好的告警。强调行动,强调对客观世界留下的真实印记,强调和人的真实生活的关系,检验的尺度总要更牢靠一些。当然,这种牢靠也是相对的,人的需求在变,人的价值观在变。
 
扯了这么多,实际上就是想说,对于今天我们理性认为是对的、好的事情,在付诸行动的时候,要有一种历史耐性。
 
我们需要历史耐性,是要尊重和正视历史形成的现实。许多必须要革除的弊端,往往有复杂的漫长的根源,牵涉到社会肌理的方方面面,以至于几乎很难用一刀切或者简易的办法予以切除。而必须在尊重现实的前提下,条分缕析,逐步拆解应对。
 
我们需要历史耐性,是要汲取历史上的教训。那些现在理性告知是正确的,可能恰恰是错的或者不完全对的;反之那些要革除的,恰恰是富有生命力和希望的。承认理性的有限性,是为我们未来留下空间。
 
今天呼唤历史耐性,是因为对于我们今天所想、所说、所做的事情,留下检验的机会,许多事情的意义也许要等到五年、十年、百年才会全部展现,是必须要在一个更长期的视野下评估社会政策的损失和收益。
 
最后,从伦理角度讲,我们也需要历史耐性。有缺陷的人对同样有缺陷的人要有共情和怜悯,即便真的错了和坏了,除非罪大恶极,也要留出纠正和调整的时间,这是另一种意义上的相互解放和救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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