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昨天微信转来北京拆了最大的农民工子弟学校的消息，非常令人沮丧。现在不少大城市，明的暗的都把以教控人当作手段，真是不能容忍的懒政恶政。你知道有一个说法，“少一座学校，多一座监狱”。

因为来哈佛访学，原本我安排得满满的研究计划，所以没有考虑孩子到这边上学的事。后来和家人商量，又觉得不妥。我们这些百无一用的书生，给不了孩子太多。大概也就这时候，时间上允许，经济上勉强得过，身份上没障碍，让孩子有机会体验不同的文化和思维，也算是一个赠礼。

今天我去剑桥公立学校委员会，准备给孩子注册和申请学校，颇有感触。入学申请填了一堆表格，和办公人员确认细节，他看上去像是中东来的移民。我问他，我们家孩子要9月上旬才到剑桥，到时候上学有没有问题。他回答说，“随时来随时上，这有什么打紧？让生活在这里的孩子能上学，是政府的责任。如果不让上学，你可以起诉剑桥政府哦”，他换了调侃的语气，“剑桥政府很有钱，他们有很多很多钱，你要起诉的话准赢，可以赔上百万美元，你就发财了”。

这一番话让我宽心，也十分感触。是啊，还有什么比能让孩子可以上学考学更重要的呢？孩子有学上，整个家庭对未来就有希望，社会就有向前走的动力。记得七八年前吧，承蒙罗斯高教授的邀请，去斯坦福参加一个关于中等收入陷阱的会议。我一直质疑经济学意义上的中等收入陷阱，但是也想听听别人怎么说。会议本身挺有收获，让我深思的是会后从斯坦福去旧金山路上和司机的对话。当时叫了辆出租车，斯坦福和旧金山距离颇远，要是现在我是会选择公共交通，但那时候在外面有点蒙，不愿麻烦。司机是个伊朗人，因为长途寂寞，就有一搭没一搭地聊了起来。司机说，我特别羡慕你们中国人，刚到美国的时候，你们和我们住一样的社区，然后你们的孩子一个个都考上大学了，就举家搬到了更好的社区。他顿了顿说，我们就不这样，几代了还在这里。

在对教育的重视上，确实在所见族裔中，华人是数一数二的。就像野草，给点雨露也会开出漂亮的小花，不是吗。只要给像样的教育，不论是在国内还是国外，在上海还是在北京，我相信中国人的下一代都不会太差。但是现在这样的机会却被挤压和剥夺。

以教控人是不能被原谅的政策。在本质上，这是拿孩子的未来作为要挟，来逼迫成人就范。教育本来是滋育文明，却变成反文明的手段，真是巨大的讽刺。进入研究这一行，再过几个月就满18年了，这些年有机会探究过很多政策后面的现实考量，选择之难，很多无奈或多或少有可接受的理由。但是以教控人是不能被接受的，它和任何价值观都不兼容。

2009年的时候，陪哈佛大学教授Perkins先生去看北京郊区的蒲公英学校，在国内外都小有名气的农民工子弟学校。当时萌发了一个想法，把北京高校的学生志愿者组织起来，给这些不能在北京高考的孩子办自考补习班。这样他们有国家承认的文凭，以后可以作为台阶上正式的研究生，而不用在泥潭一样职业学校中沦陷。前辈教诲说，还是要改变政策，让更多人能普遍受益。可是十年过去了，多少人在为这个事情在呼喊，结果现在农民工学校越来越少了。虽然部分也能分流到公办，但还有那么多没法入学的怎么办呢？大城市把人赶走了，也赶走了责任和负担，让这些孩子回到贵州，回到广西的穷乡僻壤里，在城乡结合部无望地游荡，所以出现毕节这样小孩集体自杀的悲剧，是必然的。每每看到这种事情，我都心生无比的失望。

哪怕是不考虑道德和文明的要求，即使不算政治和社会的代价，即便算算经济账，让孩子在本地接受教育也是划算的投资呢。教育是要花钱，但连家带口在城市工作生活不也创造经济收益和税收么？城市本地人口出生率在不断下降，学位和师资力量都会富裕出来，多容纳几个孩子，对于这种公共物品，又会带来多少额外的成本？孩子在这里上学、考学，成为富有教养和活力的城市市民，对城市又有多少助益呢？

说一千道一万，还是那个工作人员说得好，“让孩子能上学是政府的责任”。

气结，搁笔了，日安！

2018年8月22日